也显得执拗。长期的书斋生活又使他相当严重地脱离实际，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上的某些看法，自以为中正，其实却是偏颇。他身材颀长，神情又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作为可与倾谈的朋友，我和傅雷交游三十佘年。但彼此的观点不尽一致，其间还曾发生过剧烈的争执。40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已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各，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我后来发现，他尽管很固执，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的。50年代中期，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有分歧，我和他两次当面争论，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他的夫人梅馥在旁边坐立不安。但争论是从善意出发的，不含有任何渣滓，因此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因为直来直往的争执正是推心置腹的表现，而虚与委蛇必然成为友谊的障碍。傅雷对中西文学、音乐、美术都有很深的素养，我对他怀有真诚的钦佩。但现在分析，我当时对他一定有些潜在的政治优越感，否则完全可以用心平气和来代替面红耳赤，何况他当时正处在拂逆的困境。进一步看，我的观点基本上也是书生之见，并不比他更切合实际一些。每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由衷的悔愧。
抗日战争刚胜利，内战接踵而起。傅雷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极端不满。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军队屠杀学生，镇压民主运动的大血案。但在当时严密的新闻封锁下，全国人民都处在迷离恍惚的状态中。《周报》发表了“昆明血案实录”，才把黑暗的帷幕揭开。“实录”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刊载了昆明全市大中学校罢课委员会的全部油印宣言，教授们的呼吁书，还发表了殉难者的照片，题为《血的控诉》。封锁线突破了，这期《周报》激起社会强烈的反应，连续再版了两次。而这场战斗的弹药，就是傅雷提供的。他正巧有朋友从昆明坐飞机到上海，带来了这些材料，他立即全部交给了《周报》。对“一二·一”惨案的抗议，很快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斗争高潮。
解放以后，傅雷照旧闭门译书，足不出户。领导出于对他的爱护，动员他走出书斋，接触一下沸腾的生活，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性重要会议，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一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看不顺眼，心直口快，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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