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以后我还和从文通过几封长信，继续我们这次的辩论，因为我又发表过文章，针对另外一些熟人，譬如对朱光潜的批评，后来我也承认自己有偏见有错误。从文着急起来，他劝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责备我：“什么米米大的小事如×××之类的闲言小说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还说：“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
我记不起我怎样回答他，因为我那封留底的长信在“文革”中丢失了，造反派抄走了它，就没有退回来。但我记得我想向他说明我还有理性，不会变成狂吠的疯狗。我写信，时而非常激动，时而停笔发笑，我想他有可能担心我会发精神病!我不曾告诉他，他的话对我是连声的警钟，我知道我需要克制，我也懂得，他所说的“在一堆沉默日子里讨生活”的重要。我称他为“敬爱的畏友”，我衷心地感谢他。当然我并不放弃我的主张，我也想通过辩论说服他。
我回国那年年底又去北平，靳以回天津照料母亲的病，我到三座门大街结束《文学季刊》的事情，给房子退租。我去了达子营从文家，见到从文伉俪，非常亲热。他说：“这一年你过得不错嘛。”他不再主编《文艺》副刊，把它交给了萧乾，他自己只编辑((大公报》的《星期文艺》，每周出一个整版。他向我组稿，我一口答应，就在十四号的北屋里，每晚写到深夜，外面是严寒和静寂。北平显得十分陌生，大片乌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许多熟人都去了南方。我的笔拉不回两年前同朋友们欢聚的日子，屋子里只有一炉火，我心里也在燃烧，我写，我要在暗夜里叫号。我重复着小说中人物的话：“我不怕一．．…因为我有信仰。”
文章发表的那天下午我动身回上海，从文、兆和到前门车站送行。“你还再来吗?”从文微微一笑，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张开口吐出一个“我”字，声音就哑了，我多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我心里想：“有你们在，我一定会再来。”
我不曾失信，不过我再来时已是十四年之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城市充满阳光，北平解放了。
四
抗战期间萧珊在西南联大念书，l940年我从上海去昆明看望她。1941年我又从重庆去昆明，在昆明过了两个暑假。从文在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他把家迁往呈贡，兆和同孩子们都住在乡下。我们也乘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教师节，教书老师普遍受到轻视，连大学教授也难使一家人温饱，我曾经说过两句话：“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书常常给人带来不幸。”这就是那个社会的特点。他的文章写得少了，因为出书困难；生活水平降低了，吃的、用的东西都在涨价。他不叫苦，脸上始终露出温和的微笑。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饮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
在昆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不再辩论了，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血淋淋的尸体。过去一段时期他常常责备我：“你总说你有信仰，你也得让别人感觉到你的信仰在哪里。”现在我也感觉到他的信仰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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