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只有小小的三间，中间那间又是饭厅，我每天去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让我坐上位，因此感到一点拘束。但是除了这个，我在这里完全自由活动，写文章看书，没有干扰，除非来了客人。
我初来时从文的客人不算少，一部分是教授、学者，另一部分是作家和学生。他不在大学教书了。杨振声到北平主持一个编教科书的机构，从文就在这机构里工作，每天照常上、下班，我只知道朱自清同他在一起。这个时期他还为天津《大公报))编辑((文艺》副刊，为了写稿和副刊的一些事情，经常有人来同他商谈。这些已经够他忙了，可是他还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天津《国闻周报))上的连载，《记丁玲》。
根据我当时的印象，不少人焦急地等待着每一周的《国闻周报))，这连载是受到欢迎，得到重视的，一方面人们敬爱丁玲，另一方面从文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作者用真挚的感情讲出读者心里的话。丁玲几个月前被捕，我从上海动身时，《良友文学丛书》的编者赵家璧委托我向从文组稿，他愿意出高价得到这部“好书”，希望我帮忙，不让别人把稿子拿走。我办到了。可是出版界的形势越来越恶化，赵家璧拿到全稿，已无法编人丛书排印，过一两年他花几百元买下一位图书审查委员的书稿，算是行贿，《记丁玲》才有机会作为((良友文学丛书》见到天日。可是删削太多，尤其是后半部，那么多的××!以后也没有能重版，更说不上恢复原貌了。
55年过去了，从文在达子营写连载的事，我还不曾忘记，写到结尾他有些紧张，他不愿辜负读者的期待，又关心朋友的安危。，交稿期到他常常写作通宵。他爱他的老友，他不仅为她呼吁，同时也在为她的自由奔走。也许这呼吁、这奔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他尽了全力。
最近我意外地找到1944年12月14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助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我记不起我是在什么情形里写下这一段话。但这的确是真话。在1934年也是这样，在1985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在家养病了假牙未装上，讲话不清楚。几年不见他，有一肚皮的话要说，首先就是1944年l2月信上那几句。但是望着病人的浮肿的脸，坐在堆满书的小房间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塞了咽喉，我仿佛回到了1934年、l933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他心爱的家乡的风景和他关心的小人物的命运，这部中篇经过几十年并未失去它的魅力，还鼓舞美国的学者长途跋涉，到美丽的湘西寻找作家当年的脚迹。
我说过我在从文家作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单是为这个副刊，他就要做三方面工作：写稿、组稿、看稿。我也想得到他的忙碌，但从未听见他诉苦。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这手稿我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淡，只能说是勉强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弓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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