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去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1955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语。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啊。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但赖账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设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四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l955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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