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神情，才感觉至少在我的朋友中没有第二个志摩了。
他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无论作什么事体，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其实他何尝没有领略过一些人生的烦恼；不过他和雪莱一样，尽管一面不满于人生，不满于自己，而目前的存在却依然充溢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国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最近他编《诗刊》，第一期发表时，他本人还在上海，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提到：“诗刊已出场，我的锣鼓敲得不含胡。”不错，他的锣鼓的确是不含胡。他拉稿子本领和他自己动起笔来的丰饶不差上下。给他凑稿子的人总还觉得他是朋友，不是一位算字数的编辑先生。他生平交游之广和兴趣之博也增加不少他生活的意味。他谈吐的风趣是最使人不能忘掉他的。四年前我在上海桃源村他家里和他谈了个通宵，他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命运，买卖金子的亏盈；贩卖钢板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志摩最欢喜看浓厚强烈的颜色，如金赞，马蒂士，俄葛斯特·约翰等的油画都是他生平最爱的东西。他散文里最好的地方好像也是得力于颜色的领略，和音节的谐和。
我总觉得志摩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过他的散文多半是草率之作，远不如在诗上所费的功夫。这些都是以后的问题了。志摩虽死，他的诗文仍在，后世可以无憾。但是我们所永久丧失的却是志摩的人，他那种别有的风趣，那种温厚纯真豪爽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