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些。
到清华任教两年之后，我认识了吴雨僧兄。经他的启发和感召，我分出时间再度努力于学诗。他只身住在清华园的“西各厅”，这就是《吴宓诗集》里所提到的“藤影荷声之馆”(雨僧失恋之后改称“空轩”)。我携眷住在学校大门外的“新南院”。两处距离颇远，要十几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因此我们来往不甚频繁，但每一次见面，至少要畅谈一两小时，使我获益不少。
雨僧论诗有独到的见解。一部分可从他所著的《余生随笔》(原刊于民国四年九月到五年四月《清华周刊》第四十八到七十二期)，《空轩诗话》(民国二十三年汇集历年未刊之作，共五十条)，《学衡》杂志(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二年)中论诗的文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民国十七年一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一月一日)里许多论诗的文字中窥见。这些都收入((吴宓诗集》卷末，作为附录。
他在《学衡》杂志刊载的《诗学总论》里，根据自己的心得，参酌各家的理论，作了一条“力求平正浑括”的“诗之定义”。他说：“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生人之思想情感者也。”(Poetryistheintenseandelevatedexpression0fthoughtandfeelinginmetrical1anguage．)照他的解释，“切挚”之笔即是“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切挚有两种方法，“或加增其数量，或改易其事理”。改易的结果，虽然“与真理实象不合，而写来又觉其逼真”。例如柳宗元的诗“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便是加增数量以极写“放逐孤臣感愤之意”和“长途险阻艰难之苦”。又如杜甫的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改易事理，以极写忧思的深切。
他进而说明诗的“内质”(思想感情)和“外形”(韵律格调)的关系：
诗所表示之思想感情，其内质之美也。韵律格调，其外形之美也。如有高妙之思想感情，尚是混沌未成形之质。苟得以精美之韵律格调而表出之，则为极佳之诗。否则不能(为佳诗)。故韵律格调正所以辅成思想感情之美，并非灭绝之，摧抑之也。思想感情不佳，徒工于韵律格调，必不能为上等之诗。此固显而易见。然若铲除一切韵律格调，使不留存，则所余者己不能为诗矣，尚何有于美乎。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练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夫然后其所作乃璀璨深厚，光焰万丈。中国之屈原杜甫，西方之但丁弥儿顿皆是也。
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但不能不重视他这由研讨中西诗学，体验作诗甘苦而得来的见解。
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评萧公权反五苦诗》一篇文字里，就“新”、“旧”问题讨论诗的材料(内质)和格律(外形)说：
吾人论诗，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夫格律变化无端，纵作者才情之所如，孰能限制。今日旧者，谓必合乎中国文字之特性，不强以英法德日文之末节办法施于汉文而已。至于新材料，则谓前此未曾见于中国诗中而今始取用之者。易言之，即今日之种种事境情态及西洋古今之学术道艺思想文物皆是也。夫西洋文明之精神在其积极的理想主义。盖以明确之理智，高复之想象，热烈之情感，坚苦之事功，合而为一。(中略)窃谓此种精神正吾虚伪怯懦之中国人所应了解，所应效法，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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