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有权术的人，在客厅里清淡起来，又是那样超脱，无怪日本人把((世说新语》一直当作枕边秘籍，千年来传诵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新语》半月刊，对文学风格比较讲究，还有不少东西可以重新翻翻的!”这段自我批评的话很客观。
不久我和他为一件事，整整十年没有来往。
傅聪很小，傅雷不让他上学，自己教他文化，请上海乐团一位意大利学派的专家教指法，乐团指挥兼提琴家教乐理，每天要傅聪练习钢琴。傅雷听觉灵敏，听出差错就打，这一点我很反感，劝他说：“小孩子应当上学，过集体生活，让他全面发展，这样打太不好了。”
傅雷说：“我教训自己的儿子你也要管么?”
“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个疤，这太过分了，我为什么不能管!”
“我偏不服你管!”他的声调提高了。
“你这样做要后悔的!”
“永不后悔!”
他真的不后悔么?不。在认清了自己的过失之后，责己之严，正是怒安本色，他曾对儿子说过：“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但这已是后话了。
自那次分手之后，我一直怅然若失。想到傅雷没有人谈心，一定会很寂寞。幸而黄宾虹、林风眠两位先生常去看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与之往来。
我的女儿英伦，儿子刘麟和傅雷的儿子傅聪，傅敏兄弟常在一起玩。傅敏说：“伯伯!爸爸想你啊!”
1956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电话说：“我来看你。”
“来吧!我们全家欢迎你!”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真的来了，一切和好如初。从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两回，有时一起去广东路古董店走走，他爱买些小摆设，拿来和我一起评赏，只要我说好，他就笑颜顿开。
在反右派斗争这件事上，我对傅雷很负疚。他到政协参加大鸣大放会议，是我请他去的。那天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座谈会，发言的次序是周谷城、苏步青……傅雷第六，我第十二。当我讲完之后，他又再次发言，对院系调整提了很多意见。后果真惨，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很激动地说：“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永远爱着我的祖国，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视我为异类，从今以后，我不参加任何会议，该有什么罪，该负什么责任，听候处理。有些善意的意见，我感谢；那些夸大其词的攻击，我反对，决不接受!”从此杜门不出，连领导同志去看他，他也不见。市委在1961年要给他摘帽子，我去找他，希望他不要反对，由梅馥写几句表态的话算了。他没有反应，变得默然，把全部精力用在巴尔扎克著作的翻译上去了。
今天，《傅雷家书》出版了，海内外传诵，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怒安人品之高，情操之美，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的上海市委负责人，虽已去世；打击傅雷最凶的张春桥也被人民关在监狱，可以说是历史无情又有情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在去年对我说：“当年市委领导人当中，对定傅雷为右派一事就有人反对。我也奉命批判过傅雷，当时也是为了保自己。今天读到傅雷的家书和译文，我知道自己的做法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惭愧万分。傅雷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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