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诗的何如来、画家王济远、庞薰琴、张弦、陈人浩、汪亚尘、女画家张荔英，还有研究历史的黎东方，一坐咖啡馆里辩论起来，就是几个小时，非常热烈。今天荔英已去新加坡，健在的只有薰琴、亚尘和宗岱了。
我们和另一位留学生，后来也到美专执教的刘抗一起，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裴那、教授阿芒、约翰、雕刻家龙杜斯基(孙中山像作者)、画家梵钝根等，并曾同去凭吊过米勒的故居、梵高的寓所、莫奈美术陈列馆。我作了一些速写，他则耐心看画，不停地写笔记。不久，傅雷和刘抗住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家庭宿舍中去了，两个人更加亲密。他曾吟过苏子由的名句赠给刘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这种友情后来一直保持着，终生不衰。
1929年盛夏，傅雷去瑞士度假，住在莱梦湖边一间小别墅里。主人是他的朋友，他便写了信约我和刘抗、人浩也去作画，下榻在一起。记得碰头的第一夜，傅雷躺在床上，翻身打滚睡不着。
“你怎么失眠了?”我扭开了电灯。
“到了这个地方，想起雅各、卢梭与罗曼-罗兰，这些写过杰出艺术作品而不见容于本国官方舆论的思想家，我很痛苦。一个人是否应当像卢梭、罗兰那样正直呢?”
“应当正直，死而无悔!”我们披衣走到房顶阳台上，一直谈到曙色照着莱梦湖。衣服都让露水打湿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海粟!在中国，上亿的人终生未到过县城，在巴掌大一小片土地上劳累了一辈子。我们既然有幸来到欧洲，就应当学些真本事回去为祖国服务。国内学者，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我们现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旭日，似乎不是在同朋友交谈，像是在和遥远而又贴在心头的祖国絮语。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勤勉。
1930年，我们又同去比利时参观该国独立一百年的博览会，看到了鲁木斯、伦布朗的名画。出会场的时候，他说：“比利时这样小，办了这样大的博览会，为小国扬眉吐气，可是，我们中国却办不起来，……”他是多么渴望祖国富强起来啊!
我们一起到了梵蒂冈大教堂，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壁画很高，还有绘制在屋顶上的。我们仰头看累了，就躺下来看；眼花了，就用镜子反照下来低着头看。一天一天，完全沉迷在艺术的境界中。
我画二千年前古罗马独裁者故宫和角斗场的遗址、画佛罗伦萨、画但丁与神秘少女Beatyix相遇的古桥、画水乡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讨论着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的作品；谈论文艺复兴巨匠们的杰作，一直到罗丹的雕刻、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画，也有过争论，但并不影响友情。
我住在巴黎拉丁区沙蓬街十八号，罗林旅馆四楼上一间小屋里，每天都要到卢浮官去临画。我认真研究大家代表作，从画布大小、色泽深浅、构图特点、美术史家的评论，做到一丝不苟，是和傅雷的鼓励分不开的。有一次，我画伦勒朗的((裴西芭出浴》，光线乍看只集中在几小点片，但临摹起来，发现用色极为复杂。我们讨论着，啃着面包，穷得连一般的菜也吃不起，但精神上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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