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上午，觉悟社在北京宣武门外当时称为南下洼子的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都派了代表参加。李守常、陈愚生和我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到会者共二十多人，其中觉悟社的社员十一人，其它精神文明团的代表十几人。
座谈会由刘清扬同志任主席，她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同志报告觉悟社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周恩来同志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联合改造”。守常同志在讲话中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的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守常同志所论极为深刻、透彻，大家都感到很受启发、鼓舞。会上当即决定，由到会各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接着在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会，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个文件经过各团体讨论后，得到正式通过，后来曾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1923年底，我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中国。那时，我一人国境，就看到我国的人民大众穷苦不堪，军阀统治腐败无能，实在使我内心万分悲愤。回到北京后，我见到守常同志时，感慨不已，曾愤愤地对他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上上下下，国没能治，民不能生，长此这样如不改好，我就只有去人外国籍。”当时守常同志听了我发表的议论，又见我那个气忿的样子，就沉着冷静地对我说，“这个国家还是由我们来改造它吧!”话虽不多，但他那坚定、有力的声音，充分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从那次谈话以后，我更感到守常同志为着救国救民，真正表现了“铁肩担道义”的伟大革命精神。
l980年2月24日，时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