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备承招待，得纵览收藏珍品，又扰盛馔，盛荷之至。昨承赐学政世兄所摄(之)相片，甚为精美：永留纪念，谢谢。
以上所谓珍品，大部分当然是书籍。这些书籍实为蔡先生留港时期赖以消遣之要具。因为蔡先生来港目的，原系取道前往西南，主持中央研究院。无如抵港后初。因患病不能远行，嗣则交通日益困难，只能暂留，遥领院务。然因此深居简出，轻易不肯公开露面。甚至对各方通信，亦常化名为“周子馀”，盖周为夫人之姓，兼含“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之义，以暗示“孑民”二字，至对我的通信，因系至好，且由专人转送，无不仍用“元培”或“培”字。
蔡先生留港期间，只有一次例外地公开演说。那就是在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出席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是日中外名流毕集，主席为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诗，‘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等均列席，蔡先生的演说词也临时由我担任英译。
蔡先生留港将及二年，此次独破例公开讲演，表面上似为爱好美术，实际上承他密告我业已决计近期离港前往后方，借此有关学术的集会出现一次，以示对香港公众的话别。又因彼时中英交谊甚笃，香港政府，特别是总督罗富国等，虽尊重蔡先生意见，不便正式应酬，然暗中爱护有加。此一集会为香港大学所发起，依英国通例，大学的副校长为实际的校长，而所谓校长辄由达官贵人挂名，彼时港督罗富国即兼任港大校长。蔡先生利用一半官式的机会，与港督在此晤面，以示临别向地主道谢，实寓有深意，他人多无从悬揣。只看蔡先生经此一度公开出现后，直至二十九年三月逝世时，并未作第二次公开出现，便知其然。但是蔡先生此次虽怀有不避辛劳跋涉前往后方的决心，卒因身体复感不适，愈后，仍荏弱不堪。蔡夫人爱护备至，坚阻其行，以至郁郁长逝于香港，深知蔡先生内心如我者，不禁为之扼腕也。
蔡先生在积极准备入内地时，忽患感冒，缠绵若干时日，愈后体力更衰弱，以致迟迟不克成行；同时香港对内地之交通除飞行外，艰险益甚。而据医生断定，蔡先生体力实不耐飞行。于是迁延又迁延，直至次年(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寓所失足仆地，病势加剧。次日依主治医师朱君(香港大学医科毕业开业甚久，并充商务印书馆特约医师)之劝告，于四日乘救护车入香港养和医院疗治。盖其时蔡先生已患胃出血，疑系胃溃疡，必需入院留治也，我得讯，急赶至九龙蔡先生寓所，恰好在救护车出发之时，乃随同前往医院，代为办理各种手续，并加请港大医学院胃肠专科教授来诊。据称系胃溃疡，业已大量出血，一面固须设法止血，另一面尤须急为输血。及血型检定，取得供血之人，急行输血，已近午夜。时蔡先生已昏迷不省人事，我与周夫人及其胞侄二人，随侍病榻。至天明，尚无转机，医者言殆已绝望。及五日上午九时顷即告长逝。计享年七十有四。我为处理丧事，暂厝东华义庄，并为营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是年三四月间香港各界举行盛大公祭之时，我曾为文纪念。以蔡先生的贡献为题，就我个人的观感，为蔡先生作总评价。(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