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二十八子笔始，林先生的草案虽五六年前曾演给我看；然而他那具体的排列法。至今还没有发表；我还不能亲自演习，究竟便利到何等程度，我还不敢下为断语。最近见到的，就是王云五先生这种四角号码检字法了。他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埘为十种；仿照平上去人四音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划为准标；又仍以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兼代(表)无有笔划之角。这种钩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定的原则，都能丝丝入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实[享]用，我们应如何感谢呢?
又民国十七年当我创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向蔡先生请教时，他也自动为我作序，有片言道破内容的下列两段文字：
(一)王云五先生博览深思，认为杜威的分类法，比较地适用于中国，而又加以扩充，创出新的号码，如“十”“廿”“士”之类，多方活用。换句话说，这一方面维持杜威的原有号码，豪不裁减；一方面添出新创的类号来补充前人的缺点。这样一来，分类统一的困难，便可以完全消除了。
(二)著者姓名，中文用偏旁，西文用字母，绝对不能合在一列。若是把中文译成西文，或把西文翻成中文，一定生许多纷歧。其他如卡特所编的姓氏表，于每个姓氏给以一个号码，也是烦杂而无意义。要一种统一而又有意义可寻的方法，莫如采用公共的符号，可以兼摄两方的。这种公共的符号，又被云五先生得了。民国十六七年，我开始筹备万有文库初集的编印。其中对于书目的拟订，煞费思量，并欲借此以一个具体而微的图书馆，以低廉的价格和最便利的方法，供应于读书界。此一措施极承蔡先生鼓励。对于书目的决定，亦迭承指正。关于著译的人选亦多承推荐。蔡先生的学生知好极多，自动恳求蔡先生向我介绍书稿，或推荐职业者，蔡先生大都是来者不拒，而且每一次都是亲笔作简单的介绍。但他亲自对我说，他的介绍目的，只是让我知道其书稿或其人的来源，由我自行注意；因为他绝对没有工夫把每一书稿都读过，或把每一个的服务能力考验过，才写信介绍，因为这是各有专长的事，一部书稿到了我们的编译所也是分交有关的专家审查；一个人被推荐后，也应经过考验。所以他的介绍书，只是使我注意其来历而已。至有特别推介之必要者，蔡先生的信定然写得较为具体而详尽。我领会此意，所以对于蔡先生的一般推介函，多不另作详尽的考虑，这一点可能是我与蔡先生性情不同的地方。我因为从事出版事业多年，遇事注重实际，对于介绍函绝少书写，尤其是习惯成了自然，一旦破例，辄易使人误会为真正的推介。蔡先生毕生度着学者的生活，同时富于中国的人情味，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因此，到了晚年他还是保持此种多年习惯。这完全是由于处境不同。我之尊重蔡先生的习惯，正如我自己保持自己的习惯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