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经此一度面谒之后，我对于蔡先生不仅做了半年左右的属员，而且缔结了三十年的深交。尤其是在抗战初期蔡先生因体弱不能跋涉远来后方，我因主持商务印书馆，不能不往返于后方与香港之间，初时同住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继则时相过从。蔡先生视我如手足，我则视蔡先生如长兄。在蔡先生逝世时，我成为朋友中唯一的随侍病榻送终者。人生际遇真有不可思议之处。兹更就记忆，概述蔡先生与我三十年间的关系。
且说当时的教育部，草创伊始，还未曾订什么官制。记得在教育部服务的各人，都由蔡先生致送聘书，任为筹备员。工作上虽有差别，实际上也难免要分为主办的和协办的地位；却没有阶级高低的区分。所领津贴也一律为每月六十元。由于我只以半日来部办公，而且是同人中年纪最轻的(当时只有廿四岁)，当然不可能成为主办人员。那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有钟宪鬯(观光)、蒋竹庄(维乔)和汤爱理(中)诸君。钟君年事很高，曾在上海开办理化研习所，闻蔡先生一度加入听讲；蒋先生曾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教育会；汤先生则系日本留学生，专攻法律。我们日常的工作，多半是讨论民国的新学制和课程；惟以临时大总统孙先生下野，政府不久便北迁；在南京时代，一切规划还没有定议。
是年三月，唐少川(绍仪)先生受任为国务总理后，南京政府各机关开始北迁。蔡先生仍任教育部总长，我也随往北京任职。这时候，我奉派为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前清学部员外郎路壬甫(孝植)为第二科科长，英国留学硕士杨焕之(曾诰)为第三科科长。我们的司长林少旭(綮)是专攻法律的留日毕业生，原任学部参事，至与我在南京共同工作之钟蒋汤三君均任参事。北迁后的教育部次长是范静生(源濂)先生，原系学部郎中，我在长官和同事间，资历最浅，年纪也最轻。但由于蔡先生之赏识，我也能努力工作，对上对下与对同僚均甚融洽。据我的主管司长说，我以一个毫无行政经验的人，不仅处理公务有如老吏，对于公文的起草修正，也无不适合分际。在蔡先生留京任职的几个月内，我的工作记得系以对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的起草，以及对京师大学堂的协助接收为主。上述两令实际上已把我在南京政府初成立时对蔡先生的建议三点完全采纳。至对于京师大学堂的接收事，系由我与第三科科长杨君会同办理。我以一个初出茅庐，且从未进入大学之门的二菏年，总算应付得宜，而会同办理之杨君却一切归功于我。因此，我在当时的教育部科长中，与普通教育司的许寿裳科长(后来迭任教育厅长，终于台省教育厅长任内)齐名。许先生是蔡先生的同乡后辈，我却是一个豪无关系的后进，同受蔡先生的拔擢。侧闻蔡先生常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