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这个题目，已是心酸目润。我原不忍也不能撰述此文，因为感情上文笔上都不容许我落墨于纸上，词不逮意。更对不住逝者。但故乡政协诸位热情人士，要为祜兄编印纪念文册，使我感激不已，如我不能贡一言，又何以对沽中父老亲厚？是以再三延搁，今始下笔，其不足以副题，更无待多陈了。
我们兄弟五人，祜兄行四，我居最幼。长兄为震昌，字伯安，深造于德文，为外籍师友盛赞，不幸早亡。二兄祚昌，字福民，三兄泽昌，字雨仁，二人皆在津市“学生意”，一为钱庄行，一为木行。此两兄亦俊材，其珠算之精，无不叹服，而浮沉于旧社会，一无建树，识者惜之。二兄寿至九旬，无疾而终。三兄遭“文革”之难，其卒也至为惨痛，余不忍言。先父鉴于祚、泽学徒之无成，采纳至亲的劝说，于是祜昌兄与我，皆得升学(天津市内中学)，以求深造。我与祜兄年最接近(相差六龄)，故自幼形影不离，心迹最密。一一这种不离与最密，不止幼年，而是直贯于后来的数十年寒暑炎凉，曾无少改。
除长兄早逝外，活下来的四兄弟，感情融洽，相亲相敬，大不同于有时常见的同室操戈、反目争吵，是以乡里之间，多有称羡之语。一次，我随雨仁三兄晚间散步于河畔土围墙上，田家坟小学校役名周海福者，过而见之，自叹日：“看人家兄弟，从没见(他们之间)红过脸(红过脸，谓怒恼争执也)。可是，一般乡亲却很难想见我与四兄祜昌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足之情，棠棣之切，更不知道我们在学术上的密契。
从30年代后期起，熬到抗战胜利，我挣扎回到了燕京大学，一段时间内，经济十分困难，是祜昌按月寄钱给我。更重要者，也是他将我引入了研究《红楼梦》这一巨大无比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
从那以后，我二人来往书信，数量之大，内容之富，大约世上兄弟之间是罕有的！每封信都以研究红学、曹学为主要内容。我把新收获及时告知他，他欢喜无量，除了给我鼓励，也有启迪建议。这种特殊的通讯直到他永辞人世，期间从未中断过(不幸，这种重要文史资料，**中毁失殆尽)。
拙著《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四十万言的巨著，稿如山积，是祜兄一笔一划工楷抄清的。对于这个事业，我也一度心灰意懒过，想不再做这吃苦而挨批的傻事了，祜兄则不以为然，一力劝我坚持努力，探求真理。1974年受命重整《新证》，也仍然是他到京，做我的左右臂助。功绩辛劳，片言难尽。
1954年，我奉中央特调由四川大学回京，从此，我二人又得每年一度相聚。因他后来做业余中学教师，故暑期假日，一定来共研红业。联床夜语，剪灯清话，总到深宵不知疲倦，不愿就寝。我们同访西山雪芹足迹，同寻敦敏槐园残痕，同入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同绕什刹海恭王旧府，左右四邻……凡古城内外与雪芹相关之地，必有我二人的踪影，而祜兄的痴心笃志，远过于我，往日见我工作忙不得抽身，他便独自出游，重到那些地方，徘徊瞻眺，依依不合。我们写稿，我们作诗，我们论字……晚上散步，我们在古城墙拆后基址大石土块上共坐，互相讨论，许多好的见解，都因他的启发而愈谈愈获深切。我们走过的胡同里，有老太太看到我们形影，就说：“你们是弟兄吧？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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