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产，在浮财方面虽然吃了不少亏，但抓阉儿的结果，却分得了一处较好的住宅。
事变以后，故乡不久便被日寇占领。因我家贴近无藁公路，经常受到鬼子的骚扰。成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天忽然来了一群鬼子，一进院便翻身上房，架起了机关枪，严加戒备。同时满院子抓鸡拔毛，拿枪立逼着母亲为他们烧水造饭，孩子们早已躲藏起来。一个孤老太太战战兢兢独自支应着这批杀人如麻的鬼子兵，其场面之惊险，是不难想像的。类似这样非打即骂、生死间不容毫发的经历，在沦陷八年中曾经发生过多次。
后来，鬼子为了便于“扫荡”，在我村安上据点，盖起了炮楼。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即便如此，抗日政权仍然在暗中活动着。有一次，村里介绍一名区小队干部来我家“休养”。母亲遂把他安置在村外我家菜园窝棚里，每日送水送饭不断。一住月佘，平安无事。后来，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一天夜里得到区小队通知，命他连夜立即转移。第二天拂晓，日伪军便将我家和菜园团团围住，进行搜捕。这时，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独守在家的母亲，敌人扑了空，便迁怒于母亲，拿枪逼着她说出人的去向。母亲当然不知人去了哪里，遂为此受尽了非刑拷打。最后，终于由“伪”保长为之开脱，才算化险为夷，逃过了这场劫难。她日后提起，仍觉害怕，并为之挥泪不止。
1946年人民政权建立后，我们村进行了减租减息、锄奸反霸、反黑地和土地改革。我家响应政府号召，“坦白”得最彻底，浮财也交得最多。先是被划为富农，以后在复查时，考虑到我父亲在外经商，又升格改划为地主。多少年来，母亲一直奉公守法，低着头过日子，与三个小儿女艰苦备尝。
好容易熬到全国解放，母子相会，愁眉得展。可是，才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呢！不幸的事情又接连发生，令人怦怦然接应不暇。l955年夏，我因涉嫌“胡风事件”而遭审查、被抄家；继而，父亲得了偏瘫，接回北京疗养，越二年又有丁酉之灾，被错划为“右派”。一桩桩一件件，加在母亲身上的压力该有多么沉重啊！但她为了怕我难过，总是故作镇静，强颜欢笑。后来得知我降了级、减了薪，母亲反倒过来安慰我：“不要紧！生活以后紧着点儿就是了……”我一生愧不能孝顺母亲，反而使她老人家长期为我担惊受怕。感念及此，不禁泪眼模糊。
那几年真个是吾家多事之秋。母亲自到北京以后，心里最惦记的是乡下二弟那一家五口。可偏偏那儿又出了事。二弟媳突然精神失常了。消息传来，老母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从此，脸上的笑容不见了。
及至到了“文化大革命”，老母一看势头，就知北京是呆：不下去了。继而风闻街坊有所谓“地主”、“资本家”者，已有不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便坚决要到衡水小妹那儿去。谁知到了衡水没多久，我妹妹便被一位“知已”同乡，贴了大字报，说她的地主母亲从北京逃到了衡水。母亲怕连累儿女，遂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去。谁料“文革”风暴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小柴城村，也闹得杀气腾腾。母亲一到家就被抄了个精光。若非她一生谦和，厚道为人，更大的灾祸也势不可免。
长期的精神折磨和不断的颠波流徙，母亲到家后不久即常觉不适。先是舌根肿胀，不思饮食，继则是下咽不畅。消息传来，我们即知此病非同小可。经石家庄医院确诊后，我们便不时把一些对症针剂寄回家去，企图抑制病情的发展。同时，素知母亲嗜甜食，我们为了怕给家里添麻烦，曾多次将所买糕点寄给我的表弟，委托他能转交他那重病在身的姑母。谁知人心难测，这些糕点的绝大部分竟被他们一一侵吞，偶尔送去的只是一些残渣剩末。呜呼，这是何等的世道人心！
到了1970年秋，母亲病重。而我当时尚未获得人身自由；不得已，则由我的妻子回家探视。婆媳情深，相处十五载，从未红过脸。如今乍一相见，彼此都泣不成声。这时的母亲，虽已自知不起，但她却显得格外镇静。她问及北京的家被抄以后的情况，问及她一向疼爱的孙女孙子，问及我的问题何日才能够解决；她还惦记着同在北京的大妹一家人。她的儿媳安慰她说：“您好好养着吧！等您好点了，我们再接您回北京！”她听了摇摇头，随即潸然泪下，再不言语。婆媳厮守半个月，真个是生离死别，日日夜夜说尽了所有的知心话。但令人撕心裂肺的是，各处医生俱都束手无策，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老人家一天天衰弱下去，走向永恒。
母讳刘梅序，以1900年(光绪二十六鼠年庚子)2月21日生，于1971年1月24日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她生为满清的臣民，身经军阀混战，亲历日寇“扫荡”，最后又遭十年浩劫。她的一生是历尽艰险而又饱经忧患的一生，也是处处吃亏让人而又孤苦无依的一生。她将毕生的心血完全倾注在儿女身上。她哪里知道她所钟爱的三子，却已先她五年受迫害，早早地惨死在南国，而她那与她同样饱经忧患的次子，在她死后不久也紧跟了去。悠悠苍天，往事何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