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晓俄语、英语，读了一些l9世纪的西洋文艺作品，很喜欢普希金。自从懂得读书要用功这一道理，一直刻苦钻研，考不上五分心里便难过，对事物敢于独立思考，努力使大脑变得有用。自然也有些锋芒和棱角，这些正好是在劫难逃的“白专”典型，所以，她死后的“结论”非得说成“受修正主义教育的毒害”不可，差一点就是咎由自取了。
她的许多遗物，我们保存着。她妈妈和别人谈起女儿的生平，就将她写的笔记本拿出来，那上面写得整整齐齐，一笔不苟。严格要求自己，决不含糊马虎，她就是不甘于含糊马虎而死的。
遗物中，最使我们伤心的那条席子，席子上沾着她呕吐过的痕迹，说明她死前经过痛苦的磨折，她也许在阴间还在挣扎，也引起我们更大的愤慨。她受斗后，就把她孤立起来，任她独个儿闷躺着，要是有人陪伴她，甚至“监视”她也好，那末，至少呕吐时还可以察觉，抢救。后来我到干校，每次看到农药，我就没有勇气走近。死者有知，也许会说我软弱。
我们现在只知道她是8月29日晚上死的，究竟几点钟停止了呼吸，永远无法知道了，就像她戴的那只手表，是她昏迷时已经停止走动，还是断气后才停止？
阳历的八月还是很热，自从她逝世后，每年一踏上8月，我们的心便一天比一天凉，可真是夏天里的冬天呵！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今天，死者的坟头已经长满青草，我们从善意出发，也希望那些还有一丝半毫人性的人，重新念念这两句古话。
她是在1963年当助教的，但我和那个学校的接触还更早些。由于工作关系，我曾经去参加过座谈会，访问过作者。走进大门，那条路，那座桥，那河流里的荷花，那几行葱茏的树林，我的记忆里就有它们。当时原没有想到她会分配到那里，更没有想到她的未来的丈夫也是那学校的教师。后来居然一脚便踏进那座大门，也是她投身社会的开始。上海还有三个大学，我也常去走动，在那里也有我尊敬的前辈和朋友，可是感情上总比不上那个学校，就因为那里有我的女儿。只要一想到校园中的苍松翠柏，图书馆里端端正正地等待着有心人去阅览的成排书本，她的前程和我的暖意便交融一起。人到中年，考虑儿女的幸福往往大于自己的幸福。尽管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你说能对共产党不感激么？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十五年后，学校里给了我一份通知，要为她的含冤而死召开大会，顿时心情又激动起来：为什么需要开这个大会？明明是一个非常结实，非常开朗的姑娘，几次下乡劳动，几次受到表扬，偏是这一次就一去不回了。她妈妈曾经打过譬喻：我好像丢失一件心爱的东西，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她找回来一一果真能够找回来么？
于是我重新走进那座熟悉的大门。我抑制着悲痛，却换来了疑问：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么？中国的万马奔腾的建设中还有她的位置么？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的神奇强大力量能使逝者重生么？
“批林批孔”时期，出版系统的同志常到那个学校里去鉴赏大字报，当时我已经算是一个公民，也可以去荡荡，却不想去了。我以为我和那个学校的关系，已经随着我和女儿的永别也永远断绝了。
她丈夫在发言的末了，曾经引用过杜甫《新婚别》中的两句诗：“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他们确实在新婚中，但他们的国家既无外患又无内战，形势大好，怎么也永别了呢？
隔了几天，又由学校主办在龙华开了追悼会，花圈里面，有她的八十四岁的老祖母送的。“白头人送黑头人”，这本来是人间的惨事，但一般指正常性的死亡，因而旧时还可勉强用“修短由命”来譬慰，可是她并不是给死神召回去的，瘟神却巴望墓地扩大。“丧乱死多门”，我又想起杜甫这句诗，我知道引用得并不怎么贴切，但我还是要记起它。
她在上海时节，我和她的最后一面是哪一天，我已经记不起了。她结婚后，我们也很少见面。l978年我第一次走进她的房间，迎接我的却是她的遗像，遗像前的骨灰盒。
她结婚，家里没有发过喜糖；她死后，弟妹们连黑纱也没佩过，也不敢哭出声来，因为我们已经住在朝街的矮平房里，前后左右都是邻居，由于她是惨死的，怕被别人知道。古人所谓“吞声”，我第一次体昧到了。从我主观上说，我是不想向单位的“造官家”们报告的，但这又是办不到的，只好简单地说了两句，不料得到的回答是：“你女儿犯了错误，你做父亲的也有责任。”这是原话，一个字没走样，也是“造家经”，他们出口成章，已经成为惯性了，凡是当时含冤而死的，都要被鞭尸。我却陡的吃了一惊，如同进了冰窖，马上退了出来。光就这一件事来说，今天哪怕写上十万篇宣扬人性论的文章，还嫌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