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换了新栽的一棵枇杷树。1961年，隔壁一家豆腐店锅炉爆炸，把这老房子炸塌了。1962年，富阳县政府为了保留达夫烈士故居，盗原址重建了三楼三底的新式砖房。仍由三婶和她的大儿子天民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住着。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那棵枇杷树也砍掉了，栽上了许多花草，其中还有几棵藿香，那是五十年前就有的，自生自长的，它的叶子发出类似薄荷的清凉的香味，可以用来泡茶，婶婶们常在夏天摘两片塞在发髻里，用它的香气驱除汗气。

    现在这所房子在富阳的民居中，算是很不错的了，有着宽敞的走廊和明亮的玻璃窗。除了庭前的几块大石板以外，已经看不到原来老屋的痕迹。

    三婶自从和三叔分居以后就吃长素，还念佛诵经。解放后，虽已破除迷信，但她已习惯素食，不再开荤，身体也还好，还很健谈。只是腿关节有病，不大走动，每天下了楼就坐在那里剥笱剥豆，我和她谈起这老屋和阿太，她是比我更记忆深刻的。我们都记起阿太常说的在我们家阁楼上住过一条一二丈长的大蟒蛇的故事，她是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家神看待的。可是三叔小的时候最顽皮，他属猴，阿太说他就像个小猢狲，跳上跳下老想找出那条大蟒蛇来看个究竟，阿太说因此就冒犯了它，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了。

    谈到三叔，虽然自从大革命时期他去广州以后就和三婶分居，并在上海和王映霞结婚，但她已经没有过去对他的那种怨恨，而是饶有兴味的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里。

    她对我说，那一年她和达夫带着刚两岁的龙儿(达夫第一个男孩，五岁时死去)从安庆法政专校卸了职回到上海，那时郭沫若也刚刚把日本夫人安娜接到上海住，还有成仿吾，都为达夫的失业担心，其实他们都没有职业收入，搞创造社靠泰东书局的赵老板支一点稿费，但是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谈得哈哈大笑穷开心。有一天，在郭沫若的住所，哈同路民厚南里一间不大的前楼里挤了十来个人，要她帮忙弄饭吃，因为成仿吾从湖南带来一大块腊肉，日本夫人不会做，於是三婶就下了厨房，可是要用盐用油和日本夫人讲不通话，全靠郭沫若跑出跑进当翻译。三婶笑着说：“你知道他们吃的什麽菜呀？什麽也没有！买来几十个鸡蛋，叫我一个一个煎荷包蛋，那块腊肉蒸熟了，切开来就一人一块的用手抓来吃！”她说她当时心里好笑，长这麽大也没见过这样请客的。她一面说一面笑得前仰后合。五十多年前的这一幕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她的清瘦苍白韵脸也泛出红晕。

    她还说就在他们住在马霍路时，奶奶(我的祖母)也从富阳来上海住了一回。有一天，郭沫若来看达夫，谈起四川家里汇过三百块钱给他叫他回去，可他犹豫不定。奶奶竟当面训斥他，说老母亲一定在天天盼望，不回去看看是不应该的。

    最近，我翻阅了郭老的《创造十年》，三婶所说正是1923年四月间的事，那时《创造季刊》已经出版了四期，刚满一周年，郭、郁、成三人第一次齐集上海，开始了创造社的全盛期。跟着出版了《创造周报》和《中华新报》的副刊《创造日》。达夫就在马霍路的小楼上写了《茑萝行》。五月出版的《创造周报》三期上，又发表了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老在《创造十年》中提到达夫这篇文章时说：“第三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也不亚於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

    如今三婶家的堂屋仍挂着三叔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航懒出卖文章为买书这是他在1933年移家杭州以后所写。这期间他主要是写散文游记，把满腔忧愤寄托於山水间。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在福建，王映霞携带了他的部分手稿从杭州到富阳来避难，在离县城百余里的环山亲戚家住了两个月，离去时不知是由於不便携带还是匆忙间遗忘，把手稿丢在环山。后来日本投降以后，二叔的儿子仁民在环山亲戚家里发现了不少三叔的手稿，有的是乱丢在草纸堆中，有的硬纸封面的日记本就盖在咸菜缸上。他收集起来交给了天民保存。现在存在家里的还有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全部手稿，有早期手抄诗稿、日记，还有写给三婶孙荃的信，那是三婶一直保存的。我看到过一张两三尺长的宣纸上写着一寸见方的工整的楷书，是他从日本寄来让三婶学写字的。她也读过一些诗词，是当时乡间少有的才女。去年浙江《东海》十月号发表的《郁达夫日记选》原稿本就是曾盖在咸菜缸上的，去年在三婶家我也见过，是一本十六开黑色硬纸封面的日记本，封面上除郁达夫签名外，还写着“1927年8月1日起1928年7月30日止”，下面印着两行英文字：SPECIALMADEFORTHEIM—PERIALUNIVERSITY，当是东京帝大特制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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