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热，前几天才换回大房间的。不过，这些小动作我不在乎。”
我转了话题：“那你在里面，伙食该不错吧。”
“应该说是好的。每天早晨给我冲一杯奶粉，一个馒头，上面还抹了果酱呢，可惜就只一个。至于菜倒是够吃的，有时还给我一大饭盒炖肉。不过有时在肉上面放一块土疙瘩，或一个小虫子。我才不管这些呢，把那点地方挑出，照样吃。”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向他说：“是送饭的人有情绪。你不知道，自然灾害时，我们几个月都吃不到肉呢！我在看守所时，有时只能吃菜窝头，还有一次拿葱叶子来做菜呢。就我这种伙食还要我付20元一月。幸好你是正式犯人，要不，伙食费我都给你付不起呢。你呀，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
说到这里，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10年没能在一起，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完道不尽。虽然应该休息了，但是有一件事我不问清楚还真放心不下呢。“‘我出来后，听到一些传言，很使我担心。有人说，你自杀了。有这件事吗？一开始我就想到你可能忍受不了，会自杀，因为我自己就有过这种念头。…‘这个么……”他想了想说：“你还记得舒芜将我在解放前给他的私信拿出来公开发表时，那天深夜我们的谈话吗？这样地断章取义扣大帽子的做法，当时你真有点经受不了。你感到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呢？你提出了一道自杀的想法，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不行，会认为我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那今后有谁敢出来为我们辩护呀！这时，你也想到了年近80的老母和只有8岁的小儿子，你只能痛哭了。就这样，决定了咬紧牙关，忍受一切已来的和将要来的打击。你我的这个誓言一直支持着我。不过，我还是动摇过的。1957年读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后，我提出，希望和我做一次明确的、实事求是的谈话，我不能蒙在鼓里。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你们应该明确地为我做结论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开始了绝食。当然，他们是不能让我死的。一些细节就不谈了。”他张开口让我看：“这门牙就是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
“后来呢？”
“后来，主审人答应给我看揭发’材料，面对面地谈。不过等我恢复饮食后，仍然不拿出揭发材料来和我谈。这次判我l4年，材料在哪里呢？我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不但不上诉，甚至都不愿辩解，只是心安理不得！”
这时我也想起了，曾因为忍受不了一次次的交代这精神上的折磨，心想长痛不如短痛，一死了之吧。那坚硬的花梨木桌角，我曾多次地走近它。但想到留下的老母幼子，记起要咬牙活下去的诺言，我的心软了。
“不谈这些了，今后我们再不提它了。只要我们能活着在一起就比什么都强。我们可要珍惜这余生啊。我想我能使你过得好的，你还能工作。”
“你知道，这多年我还有一种想法吗？万一……你……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的。那时我就想，出来后，只向你讨5元钱，去到天津塘沽。那汪洋大海就是我的归宿！……”
我们两人相抱而哭。
这一夜就在哭哭笑笑中度过。
我照例6时醒来，听到小儿子来客厅拿了水瓶，回到自己屋里去吃早点，后来轻手轻脚地推车走了。我很高兴孩子的懂事。
下午吴主任又来了，孩子正在家，主任和他在小房里谈了好大一会儿，可能是帮助他端正和父亲的关系吧。主任临走时说：“过元旦了，你们就在家过个热热闹闹的新年吧。到3号各机关才上班，那时我们将为你安排一下到一些地方去参观，看看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有了多大的进步，可值得好好地体会呢！”
我插了一句嘴：“就那十大建筑，就了不起啊！”
“是啊，都要让你们去看看的。”
放寒假了，大儿子从西安回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已去信告诉了他关于他父亲的情况，所以他们见面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倒是他的样子，使我大吃一惊。他在工作中腿负了伤，刚拆除了石膏，走路一颠一颠的。我责怪他为什么不来信告诉我，但他说：“我就是要瞒着你，怕你赶到西安来。这里爸爸更需要你。”
可能是知道我大儿子来了，吴主任又来了一次。虽然是和我们谈参观的情况，但主要还是来找我大儿子谈话的。
我除了忙一日三餐之外，还注意观察他们父子的情况。看去孩子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不那么“左”得可怕。小儿子没话说，就拉爸爸下棋。大儿子和他爸爸谈国内外形势，谈他的专业，谈他的学校。而他爸爸虽然关了10年，倒也不是一无所知，也还能说出一些意见来，但对他的前途十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