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机会渐渐多了，我和弟弟的谈话又恢复到幼年间那种带有高度随意性的自由状态。我十分感慨：姐弟情上的裂痕能够得以弥合，当然是件好事；但出身于同样家庭、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亲姐弟，后来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境遇，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姐弟天性不同所致？还是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差异所形成？我长期咀嚼着，思考着……终于欣喜地有了一点发现！然而我又必须先追述一些往事……
我长弟弟6岁。我们出生在一个曾经留日的植物学教授的家庭里。弟弟出生时，教书的父亲还在北京的教育部中兼了一份“视学”，恰与鲁迅同事。不久家道中落：举家迁回故乡苏州。我在苏州读完高中，毅然辞家返回北平继续求学，不久进入《大公报》，开始了漫长的采访生涯。由于我和徐盈的影响，弟弟自幼便读赶不少革命书刊，后来到北平上高中时，更接触到一些进步组织，并参加了救亡活动，l937年，弟弟高中毕业转赴武汉一一因我当时在武汉的《大公报》办事处工作。由于我和徐盈的介绍，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接见了弟弟，并介绍他转道延安，当了“抗大”学员。次年，我和徐盈在武汉入党，弟弟在延安入党。不甘国破家亡而热血沸腾，是培植我们姐弟情的共同土壤，同时参加了先锋队组织，使已经破土成长的姐弟情更绽开了鲜花。
抗战八年，我和徐盈在“陪都。重庆度过。弟弟先后在延安、五台等地锻炼成长。胜利后，我和徐盈转到北平的《太公报》办事处，弟弟在1946年也一度调到北平，参加军调部中共办事处方面的工作。在那一段时间，通过与弟弟及其战友的频繁接触，大大增加了我对解放区的向往，我甚至不安心继续以秘密党员的身份留在《大公报》，而想随同弟弟一道回解放区工作。弟弟明了我的心思，但又知道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只好隐瞒了离开日期不辞而别。为此，我十分难过，使用我那不善于虚构的笔，写了一篇自传体小说《惆怅》，发表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我是这样描写女主人公方静在听到分别八年的弟弟，已从太行山来到北平向中共办事处报到，并马上要从那里来看自己的心情：八年了，这是一股地下水，在方静心上缓缓地流，暗暗地流，深怕它泪汨出了声音，或走漏了消息。战争把这小小书香门第的唯一宠儿带走了，且是带到那遥远的、在政治情况黯淡下说不得提不得的一个地方。在情况恶劣的时候，可以一年两年得不到一个音信。每当这种情形，便用**的猜想把一颗不安定的心稳定住了……整整的八年，弟弟该也由少年变成青年！姐姐呢，怕是作母亲的痕迹已然深镂在眼梢眉一角。，最大的变异不是容貌，而是旋转在头脑里不可捉摸的情绪以及不敢发掘的思想。弟弟游泳在延河里的照片，还并无多大改变。信里是不能也不敢谈得深长的，虽说自己也曾有过光明理想，可是几年的平淡生活，怕已和弟弟小脑子里所转所想断隔，夙日以为自己的理想的一半已然随阿弟带走，今天幸从天外飞回，却又慌张得不敢接受了……当穿了一身灰色棉军服，睁着流萤一般眼睛的弟弟站到方静面前的时候，我让这个大兵对自己那双变得十分粗壮的大手，发出一片直抒胸臆的谈话：弟弟呷了一口姐姐倒给他的茶，从一双手谈起：“看我这双手！这手是参加了生产劳动的成绩！满是老茧，可是有用的！我们太行山也有成百成千的吴满有一样的好庄稼汉，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的知识太多了，认识的中国农村问题太多了。
去年我突击成绩多打了两斗五升，捐做公粮啦，就靠这双手还挣了个一一”说时他从怀中掏出一个小小胸章，上面是一对亿万人认得出的小小头颅。一文一武。这两个小小浮雕头像在十余年前内战烽火里，便已有了每颗若干元的定价。“把这送给我小外甥当见面礼吧，给他挂在围嘴上多美！”……这个送浮雕头像的细节，我是在见到弟弟之前，早就孕育在胸的。夏吉吉同志原是我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时的同学，后到解放区搞妇联工作。她早在弟弟之前来到北平，当面送给我这枚朱毛并列的头像，并郑重告我这是她参加大生产运动成绩优秀获得的奖励。
《惆怅》在《大公报》刊出之后，朝野震动。国民党方面觉得《大公报》这家一向标榜“中立”的报纸，竟然刊出怀念“匪区”、“匪民”的文章，真是胆大包天！而广大读者则对作者抱有深深的同情。清华大学中文系李广田曾引用此文讲课，杨刚在香港读到此文，感动之余还托人带了一段锦缎给我。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乘回延安之际，特地召见了我的弟弟，嘱他写信安慰我，并赞扬这篇文章“把革命感情与骨肉感情结合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