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我富强康盛，小我也就无上光荣。否则黑头发黄皮肤，到哪里也只是个二等、三等公民。他不久前曾说过，若能活到“九七”，亲见英国国旗在香港降下，是人生一大快事。“芬先生”一心放在教育上，名利，至少在一位教育工作者，是不分心去“务”的。
八十多年来，大哥始终随着国家民族的忧乐而忧乐，这一点，他的同事和学生比我知道得更清楚。1938年广州被日寇侵占，香港许多青年热血沸腾，都切望北上为危急的祖国效力。那时四哥祖雄(又名黄中坚。黄万：夫)决心辞去中华一的教职，参加抗战，大哥支持他。他曾在延安抗大二分校学习，后调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任编辑。1942年日寇扫荡太行根据地，四哥终于在晋察冀边区牺牲，和许多抗日烈士一样，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939年以后，许多爱国民主力量在香港从事文化活动，中华中学在课余时间，经常借给新闻学院(主持人乔冠华)，作活动场地。据上海施艺存教授最近发表的短文，当年曾借用中华中学作会址的文艺界抗日协会香港分会，他曾在那里担任工作。记得那时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夫人，曾由我陪同，到过中华中学，给同学们发表抗日救国的讲话。
即使是退下来，“芬先生”对同事和学生的关怀，对香港教育事业的关怀，还是鞠躬尽瘁，有求必应。他把学校结束后的公积金，捐给香港的爱国学校，又通过民主评定，为老教师发给了退休待遇，而自己则住在狭小的校友会后座不到三百尺的小间。在香港的同事和同学，都众口一词地对他表示崇敬，称赞芬先生有良知，以诚待人。这是我每次来港，都听得到的对他的颂扬。他晚年当了好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但他还是“闲静少言”，据他说：“除了教育方面我有意见就提之外，其他我是外行，香港小道消息太多，各种说法都有，叫你信又不是，不信又不是。不是真知卓见我宁可沉默。”也许是复杂的时代，使他增长了经验。
从“芬先生”出生到他的逝世，经历了八十五个年头。这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政治风暴演变剧烈的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忧患最深的时代。祖芬大哥经常在风雨飘摇中，为国家，为社会，出了一辈子的力，按正常的自然规律，他也可以永远休息了。
当一个人离开人世之际，眼前出现“问心无愧”四个字，这就是无上的幸福与安慰。他可以毫无包袱、毫无牵挂地“归真”。大哥是做到这一点了。
因为分离的日子多，即使是兄弟，也无法列举大哥这一生行事。按照佛的教言，尘世众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对于逝者，如以“世本无常，会必有离”的达观精神去看，总应是对的吧。但自己毕竟是凡人，一个既是长兄，又是老师(我是中华中学毕业的)，并且毕生以身作则来培育人，无愧于“师表”的人的离去，终难免于悒悒。近年每次来港，看着他老人家呻吟床第之苦，总是心中恻然。当他眼瞪瞪地瞧着我时，我知道他有一肚子话要对我说，这也许还是佛家所谓“执着”吧，他如果悟到“以智、慧、明，灭诸痴暗”，他当然可以静静地瞑目。
安息吧！大哥。
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