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听的一段，因为听起来毛骨悚然；而祖母讲到这里，也总要评论几句，如说一个人不能有贪心，有贪心必无好报应等等。然后她继续讲下去，说到我们眼前的居处。可对这些，孩子们已无兴趣，便一个个打起瞌睡，都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上学。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祖父当作一位英雄，也许因为那时看了些公案小说，除暴济贫，似乎成了我的大志。同时我也可怜祖父，小小年纪，便要讨饭寻母，这是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行为。
那时祖父在嘉兴盐公堂当师爷，每年回一二次杭州，我牵记着他，总希望他回来多住些日子，因为他虽貌似严峻，心里却很喜欢我的。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他这师爷是做什么的，大概是秘书和总务一类的工作吧。不过每次回来，他都总带一两块三尺长的木牌，上面怎么写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总之是分销盐的招牌；他是拿这些招牌回来去盐运使衙门打公印的。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幼时在太平军中的事，我常常拿祖母的话要他证实，他不过淡淡一笑，说讲这些陈年烂芝麻的事情做什么。
祖父喜欢孩子，我的几个表兄姐都住在我们家里，平时总对这批孩子乐乎乎的，除了孩子们闹得太厉害。我和他很亲，倒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显得生份，因为他们几年都不回家，在外谋生。
后来我大了一点，表姐们都自己成了家。祖父也退休家居，到了冬季，每天要喝一两盅五加皮或虎骨酒，特别是在下雪天。每次他的下酒菜，总是我放学时在市上买了给他带回来的。那时祖母去世已有几年了，祖父也留了长髯。我最喜欢看他俯在炭盆边烘热他的双手。。天色已是薄暮，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炭火映着祖父微红的脸，又飘拂着银色的长髯，真是美极了。我一进他的屋，他便问今天买了什么啦，我说是白切羊肉，他嘿嘿地笑了下；因为他最喜欢吃羊肉。接着便起身把烫酒杯拿出来，就炭盆上的开水壶倒了水把酒盅涮了，然后在杯里倒上了开水，又在小酒盅里斟上了酒，再把小酒盅坐在开水杯里，盖上了盖子。于是打开了纸包把手指着我说，你先喝口酒，吃块肉，刹刹路上的寒气。每逢他的手一指，我总有点凄然感，祖母故世了，父亲和叔父都在外地，四个女儿两个在上海，两个寡居在家里，我的婶母操劳着家事，堂弟住在里西湖学校里读书；眼前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有时我放学回来，看见他茫然地望着炉火，这老人在想什么呢？还是在回忆在太平军里生活或是沿途要饭的旧事吗？我想到自己从小没有母亲，履行母亲之职的祖母也墓木已拱，我何祖孙两代又会怎样的结果呢？但是他一看我回家，似乎他早在等我把买的熟食带回家，但又像不是；似乎他要对我说许多话，而到了嘴边又变成无言的沉默。有一年北伐军到了杭州，他变得兴奋起来，似乎年轻了些。一天，他对我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是跟洪羊(指太平天国)行的一样吗？我说我不知道太平天国行的什么制度，他愠然地说，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得些历史了。于是他说太平天国是把田地分给农民的，大家有田种地，那又多好！我这才发觉为什么有亲戚来劝我祖父置田地时，他那种坚拒的态度。逐渐我从他的谈话中，略略窥测到一些门径。譬如他最早时期欢迎过康梁变法，以后辛亥革命后又把父亲和叔父送到日本去留学，我的大姑父考取了留日的官费，那时他和我大姑母刚结婚不久，为了使两个小的不赋分离，祖父便自费把大姑母送到日本去学绘画。我才意识到我祖父是个维新派。
自从祖父自太平军回来后，他便没有再读什么书，他鄙弃时文、考秀才。据说曾祖母在死前还要求祖父去应乡试，但是祖父断然拒绝。也许当时他就有种在太平军中渲染到的民族感了。康梁维新失败后，他要祖国强盛起来的信念，并没有少去半分。总之，在太平军快两年的生活，在他心上是打上烙印的。
我刚懂事的时候，杭州正弥漫着一股实业救国的气氛，祖父也很热心；那是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另一出路。祖父有位友人许缄甫先生办了武林铁工厂，他还是浙江甲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另一位友人朱谋先先生则办了纬成丝绸公司。祖父卖了祖母的细软，还劝说几个至亲，在这两个公司里投了资。他曾经带了我去参加过股东会，但我只知道这两家公司因为发不出股息和红利，都记在股东名下作公司的增资，在解放前就没有发过股息。这两家公司走上风只有一年，以后便走了下坡路，最后铁工厂停工，丝绸公司则时而开工，时而停工，事实是名存而实亡。祖父曾经感喟地对我说过，我的股票当然不值什么钱，损失也就算了，倒是这两家经营的工业十分可惜；我们做不过日本人的生意哟。只有在我读了些进步的书籍之后，我才明白半殖民地的工业必然要失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