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小，也恰恰表明它的主人谦逊美德之大吧。
父亲一生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有许多美德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多年来，他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前进，从不落在时代之后或置身于社会之外。这也是他年登耄耋，得享遐龄的原因之一。我们兄弟姊妹十人中，多数都年过六十，有的已逾古稀，最小的也五十多岁。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特别学习父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宝贵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伟大的“四化”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4年3月30日
(二)
这里搜集到的弢翁遗札，是先父93岁高龄的一生中，幸而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书信。其中致徐乃昌、叶景葵两先生的信，时间约在20年代及30年代，现存上海图书馆，感谢顾廷龙馆长提供，致赵万里先生的信，是赵先生家属提供的。先父对于赵先生的版本目录之学最为推重，而赵先生对善本图书的辛勤爱护，尤其为先父所赞赏。他们论交始于30年代，近五十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赵先生长期卧床，口不能言，而起初神志尚清醒。先父来京开会时，不顾年高事忙，总设法抽空去探视。据赵先生家属说，他们过去常常一周通信数次，可惜都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被抄走散失。仅存的40年代初到抗战胜利的数十封，现按年代顺序排列，内容都是关于善本书籍的。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则辑录其中关于图书、文物、书法等部分，大致以类相从，时间都在1972年以后。
从这些信札可以看出，先父不仅收书、藏书、爱书，而且潜心研究版本之学，对于刻工、纸张等，都十分留意。他常说：封建社会里用手工能生产出那样精美的开花纸，今天以机器为手段，不是应该同样办得到，而且应该制作得更好吗？因此一再通过我去请教了潘吉星同志，上海朵云轩谋木刻书籍一线之传，刻印了《稼轩长短句》。先父极为欣赏，见家书十三。后来特意写信给顾廷龙同志，展转探询此书的刻工姓名。
记得在他年已九旬时，一次陪他去琉璃厂中国书店。店里同志拿出几部善本书请他鉴定。他翻阅以后，口讲指划，如数家珍，就书的字体、镌刻、纸张、装璜等方面发表了意见，推断其时代。这和信札中凭记忆举出哪些书有哪些刻工姓名一样，不都是足以令人惊叹其“业务”之精熟吗？唯其爱护图书，所以他对于理应完整保存而被人为拆散的善本书，特别感到痛心，总是千方百计设法使之配齐。如果所缺的部分落在他手里，更是积极主动，促成延津之合，遗札中读到的宋本《左传》、《群经音辩》、《经典释文》、《春秋繁露》，都是这样的例子。
老人秉性谦虚，不自表裸，从对自己的书法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早年他自己藏书上的题跋，往往只拟草稿而不落笔，请至友劳健(笃文)先生或命儿辈代写。晚年书法成就已高，小楷尤挺拔而娟秀，但仍自谦挹，说要从基本功练起。。有人请他写字，坚辞不获之后，从来不自满，例在遗札中有所表现。先父虽到耄耋之年，始终对新鲜事物敏感，求知欲旺盛，读书的习惯至老不渝。也可以从家书中窥见一斑。
致王步高同志信时，先父身体已很衰弱，但仍仔细负责地解答了远方不相识的青年的问题。致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张家璩同志的信，是老人人院之前三天的手书，也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人院两月就与世长辞了。
致王贵忱同志的信，已由贵忱同志交《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现征得同意，一并收入。我们感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为弢翁遗札提供宝贵篇幅，并感谢一切提供遗札的同志们。对于搞版本目录之学的人，遗札不只可以资博识，供援助，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作用。在发表遗札以资纪念的同时，他老人家思想上不断前进和“业务”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我们子女所应努力学习永志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