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爸爸在，仿佛自己还是包在竹箨里的笋，嵌在松球里的松子。阿必仍是承欢膝下的小女儿。我们五个姊妹(弟弟在维也纳学医)经常在爸爸身边相聚，阿必总是个逗趣的人，给大家加添精神与活力。
阿必由中学而大学。她上大学的末一个学期，爸爸去世，她就寄宿在校。毕业后她留校当助教，兼任本校附中的英语教师。阿必课余就忙着在姐姐哥哥各家走动，成了联络的主线。她又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的桥梁，和下一代的孩子年龄接近，也最亲近。不论她到哪里，她总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她逗乐有趣，各家的琐事细故，由她讲来都成了趣谈。她手笔最阔绰，四面分散实惠。默存常笑她“distributingherself”(分配自己)。她总是一团高兴，有说有讲。我只曾见她虎着脸发火，却从未看到她愁眉苦脸、忧忧郁郁。
阿必中学毕业，因不肯离开爸爸，只好在上海升学，考进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主管这个学校的是个中年的英国修女，名MotherThoHlton，我女儿译为“方凳妈妈”。我不知她在教会里的职位，只知她相当于这所大学的校长。她在教员宿舍和学生宿合里和教员、学生等混得相当熟。“方凳”知道杨必向往清华大学，也知道她有亲戚当时在清华任职。大约是阿必毕业后的一年一一也就是胜利后的一年，“方凳”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开会。她告诉杨必可以带她北去，因为买飞机票等等有方便。阿必不错失时机，随“方凳”到了北京。“方凳”开完会自回上海，阿必留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然后如约回震旦教课。
阿必在震旦上学时，恰逢默存在那里教课，教过她。她另一位老师是陈麟瑞先生。解放后我们夫妇应清华大学的招聘离沪北上，行前向陈先生夫妇辞行。陈先生当时在国际劳工局兼职，要找个中译英的助手。默存提起杨必，陈先生觉得很合适。阿必接受了这份兼职，胜任愉快。大约两三年后这个局解散了，详情我不清楚，只知道那里报酬很高，阿必收入丰富，可以更宽裕地“分配自己”。
解放后“方凳”随教会撤离，又一说是被驱逐回国了。“三反”时阿必方知“方凳”是“特务”。阿必得交代自己和“特务”的关系。我以为只需把关系交代清楚就完了，阿必和这位“特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呢！可是阿必说不行，已经有许多人编了许多谎话，例如一个曾受教会照顾、免交学费的留校教师，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方凳”贪污了她的钱等等离奇的话。阿必不能驳斥别人的谎言，可是她的老实交代就怎么也“不够”或“很不够”了。假如她也编谎，那就没完没了，因为编过了头也是永远“不够”的，她不肯说谎，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任何证据，就成了“拒不交代”，也就成了“拒不检讨”，也就成了“拒绝改造”。经过运动的人，都会了解这样“拒绝”得有多大的勇敢和多强的坚毅。阿必又不是天主教徒，凭什么也不必回护一个早已出境的修女。而且阿必留校工作，并非出于这位修女的赏识或不同一般的交情，只为原已选定留校的一位虔诚教徒意外地离开上海了，杨必凑巧填了这个缺。我当时还说：“他们(教会)究竟只相信‘他们自己人’。”阿必交代不出“方凳”当“特务”的证据，当然受到嫌疑，因此就给“挂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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