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配不上他，两人常常闹矛盾，吵嘴。那时，父亲中学里教书的同事，有的丧偶续弦，和中学教员中的未婚老姑娘结婚，老姑娘有文化，能帮丈夫编讲义，改作业等，夫妇生活十分和美。我父亲常常提起这些夫妇，心中很羡慕他们，我母亲听了当然不高兴。再加弟弟被父亲宠爱纵容，成了小恶霸，动辄打人骂人，家人叫他“小老爷”，因为那时家中仆役，称呼父亲为“老爷”。
父亲嫌我母亲笨，不会管带我弟弟，请了一位农村来的年轻寡妇，二十多岁，专门看护弟弟，整天跟弟弟一起跑。女工为人机伶，能取得弟弟欢心，因此也取得父亲欢心，甚至相当亲热。这件事最伤我母亲的心。为此她得了一种“肝气病”(也许是心脏病)，犯病时，不思饮食，躺在床上喘气，流泪，有时甚至昏迷不醒。总而言之，我们家中气氛不但毫不和睦温馨，．反而相当紧张。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正积极准备送我到上海商行里学徒(在他思想中，好像这是对我应有的惩罚)。父亲什么也不对我明说，可是暗中监视我。有一次，我没事干，独自在自己的小房中，温习初中三年级的教科书。父亲到我房中巡查，见了这种情况，大骂一顿，几乎动手打我。他大声训斥我“死了这条心吧，你这辈子不可能再考高中了！”
对我父亲，我又恨又怕。我深爱母亲，觉得在父亲的专制和压迫下，母亲和我一样不幸。父亲不准我去考高中，但我对文学的爱好之心不死，常常偷看文学书籍。深夜里，家人都在沉睡，我轻轻起床，点上煤油灯(那时家．中没有电灯)，用旧报纸糊在方凳上，挡住煤油灯光，以免引起窗外人注意。我充满乐趣在抄写和反复熟读江淹的名作《别赋》和《恨赋》，聊以发泄我心头冤屈之情。这时，忽听得房门外走廊上有轻轻的脚步声。我不觉吓了一大跳，以为父亲深夜来查看我在干什么。我把房门打开一半，看看来的是谁。没想到来人是我亲爱的母亲。她一双小脚(和她同辈的妇女都缠足)在地板上轻轻慢慢地走着，生怕惊醒父亲。她一手拿着手电棒照路，一手提着一个有盖的小饭锅，站在我房门口。我喜出望外地把母亲迎进房中。
娘把饭锅放在书桌上，打开盖子。我又吓了一跳。原来娘送来的是我家不常吃的高级点心：酒冲鸡蛋。这是先把鸡蛋打碎放在碗中，然后加上一杯上等黄酒(绍兴特产)，再倒上半杯滚烫的开水，小片冰溏，把这一切拌匀，著名的酒冲鸡蛋就做成了。这是一种相当有力的滋补剂，往往在大病之后，或强烈劳动之后，体力虚弱，人们服用酒冲鸡蛋，为了加速体力复原。母亲知道，我正受父亲蔑视的压迫，精神十分痛苦，垂头丧气，心神不宁，所以，虽然我没有患病，也没有参加强度很高的劳动，她仍要给我喝有名的补剂酒冲鸡蛋、希望我在逆境中挺得住，不至于垮了，甚至成为无可救药的病人。
我本来不大喜欢喝酒冲鸡蛋，嫌它太腻。但我深感这碗酒冲鸡蛋非同小可，它代表母亲的慈爱深情，所以特意当母亲的面，狼吞虎咽地喝完这碗酒冲鸡蛋，让母亲高兴。酒冲鸡蛋是故乡绍兴著名的小吃，我在别处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我喝完那碗酒冲鸡蛋，心中真觉得母亲可爱，自己暗暗起誓，我长大成人之后，一定要尽情孝顺她，报答她慈爱的大恩。
我父母到六十岁以后，两人间关系好像比较融洽一些，温和一些，这也许与年龄有关。人老了，火气消了，心气也就平和一些。1947年4月底，我同妻儿从法国马赛乘远洋客轮回到别离十四年之久的祖国，那时我父母已经定居上海。他们住的房子狭小，是所谓“弄堂房子”的格式。打开大门就直接进入客厅，客厅后边是阴暗的一小间楼梯间，再往后就是厨房，厨房的后门直接开向另一条弄堂。我父母住楼上的大间，父亲睡一张大床，母亲睡在远离大床的小床。
l949年，父亲就在这所小宅中逝世。他死得毫无激烈的痛苦。死前几天，他嘀咕心脏不舒服，曾给我写信到天津南开大学，说他觉得身体快不行了，希望我能回家一趟，和他见一面。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对我有感情的表示。我在南开大学教书。赶紧找代课的人，迟了两天，就接到妹妹们来电报，说父亲已经因病去世。
听说父亲去世那天，照常吃完午餐睡午觉。一直到黄昏不起，床上也毫无动静。等家人到床前去催他起床，发见父亲已经没有呼吸，心脏已停止跳动，赶快请医生来看，医生检查父亲之后，说他已经死亡，不能抢救了。
父亲一生为人专制横暴，刚愎自用，待人严厉，可是他临终时却没有一点痛苦，在熟睡不醒中死去，几乎是“安乐死”。母亲一生待人宽宏大量，从不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和人争吵。但她暮年生活却那么不幸，死得那么悲惨，痛苦。老天待人如此不公平，想起来令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