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陆续还清了。
我祖母娘家是贫困的小地主，家中人口多，只有五六亩稻田收租供全家食粮，我祖母有三个侄子，一个做小生意挣点钱，一个是小学教师，另一个在上海一家绸缎店当售货员的，手头比较宽裕。我祖母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可是人很聪明，见识广。她记得许多通俗谚语，例如：“古人易子而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她说话有时很幽默，说明了她的机智。古人易子而教(其实今人也往往易子而教)，因为盼子成龙，心急如火，儿子念书略有差错，父亲即暴跳如雷，又骂又打，所以有时儿子书还没有念会，已被父亲打骂得半死。为此，自己的儿子最好请别人教读，别人的儿子则不妨由自己教读。我祖母说最好由她来教我念书，效果一定很好，可惜她不识字，不能教书。至于我父亲，脾气特别暴躁，面对地位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人，他稍不满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家中仆人都怕他，不光是我怕他。祖母利用我父亲迷信的弱点，说他大热天教我念《孟子》，又打又骂，万一把我打病了，逼死了，那可不是小事。因为我是长房长孙，我没有弟弟，我死了之后，我家可能断嗣。我家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对于我父亲这样一个大大不孝的罪人，决不轻易饶恕。我父亲迷信，听了害怕了，居然放弃了教我念《孟子》的计划。祖母胜利了，我也松了一口气。
可是，不读《孟子》，不能换一本别的书来读吗？当然可以。父亲下午从衙门回来(他当时任浙江省长公署教育科科长)，带回来一篇他手抄的唐诗，是白居易的《燕诗》：“梁上有双燕，翩翩雄与雌。衔泥两椽间，一巢生四儿。……”父亲拿这首诗教给我与二姊(罗文英)读。他的用意不在于教我们学习文学，而在于吸取诗中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儿女成长之后，羽翼丰满，不能置年老的父母于不顾，远飞十万八千里而不回老家。教我们这样浅近的诗文，父亲也要怒吼和斥骂，折桌打凳。本来是一张特制的小方桌，很精巧，可坐四个人，专为父亲和他的朋友品茶和闲谈，对弈之用。自从用来教我和二姊学古诗文之后。精致的小桌面上留下许多残破的痕迹。那是父亲教我们念诗文时，右手拿着他的水烟袋，烟袋下粗圆管子是白铜的，很坚硬。父亲教书时一生气，就把手中水烟袋使劲向桌上一拍，留下一个深深的痕迹。我们一见这些痕迹就想起听父亲教书时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终生难忘。
我父亲不爱见我，常常打骂我，也不仅只在教书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弛看见我行动不顺眼，说话不顺耳，开口便骂，伸手就打，是常有的事。总之，父亲不爱见我，讨厌我，见我在他身边，就想找机会骂我，找机会打我。举个例子，有一次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时，他曾用筷子打我脑袋。我家大小八口人，围坐大方桌用餐。本来我祖母单人坐一边，可是她非要我和她坐一边。其它三边，我父亲和我三妹一边，我母亲和我大姐一边，我四妹和二姐一边。全桌每边两个人，坐得满满的。全家八人不是同时入席，经常是孩子们先来，大人到得晚一些。我祖母高龄，而且脚特别小，拄着手杖走路特慢，经常由我的一个妹妹或姊姊扶着她走来，往往是最后入席。我祖母每天晚餐时喝半碗(饭碗)烫热的绍兴黄酒，这样，夜间可以睡得很好。我坐在祖母身边，她常常指着黄酒叫我“喝口！喝口！”我就是跟祖母学会了喝黄酒。那一天祖母让我“喝口！”我就拿起她的酒碗啜一口。我父亲在一边含着怒意，斜视着我，恨不得打骂我，又不敢，怕祖母生气。
祖母环视餐桌上各人的脸色好像有点紧张，好像出了什么事，又不好意思询问大家，这时她又看见我好像流过眼泪，就问我怎么回事。我不敢说。这时说话比较大胆的三妹就把刚才我移动红烧虾大碗让父亲打了一下的事简单说了一句。祖母就一边喝黄酒，一边开言教训我父亲，她说；“我们罗家有一条家规，我看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下。进餐时，在餐桌上绝对不许吵嘴，也不许念怒教训孩子，当然更不许打骂孩子，弄得大家紧张，一顿饭吃不痛快。”
大家默默无言，低头把晚餐吃完，开始在院子里纳凉。夏季的杭州，一天中最闷热的时刻是晚餐后七点到九点光景。西湖的水是死水，终日不流动，让猛太阳晒了一整天，烫得像一大锅开水。到太阳落山，天空渐凉，西湖的一大锅开水就渐渐向空中蒸发，这时整个杭州都笼罩在蒸气之中，人们连喘气都很费劲。晚餐后，人们都留在露天，穿单薄衣服，躺在藤椅或竹椅上。这时，祖母让我穿着单衣，躺在上文说过的那张小方桌上，垫着小凉席。祖母自己坐在藤椅上，手拿蒲扇，替我轻轻扇凉风、赶蚊子，甚至用她留着指甲的手，轻轻伸到我的夏布背心下面，替我打痒。在这样舒适的清凉下，我轻轻打着呼，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