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畏，爱它们的藐视尘寰；从它们的字里行间中我仿佛能听到父亲的心跳，能触到父亲的鼻息。说实在的，我真正为父亲自豪的是这两部从未见过天日的书稿，它甚至超过(《升官图》！一一写《升官图》时，我毕竟还没出世，还体会不到它当时那种足以令万众欢腾的威力。
五
我曾经问过父亲：“你这个满清的‘遗民’，可是经历了数朝数代，究竟哪个时期你生活得最愉快呢？”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明白，他的标准无疑是将能否自由创作放在了第一位。“文革”结束时，父亲已近古稀，然而在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青舂，实令人不敢相信。我粗粗地为他排列出一个年表一一1978年，应匡亚明校长之聘，出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并完成大型历史剧《大风歌》的舞台本与电影本，是年父亲七十岁；次年，七十一岁，开始招收戏剧创作硕士研究生；1980年，七十二岁，改编电影剧本与舞台剧本《阿Q正传》；1983年，七十五岁，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5年，七十七岁，招收首届戏剧历史及理论博士研究生；1987年，七十九岁，完成长篇回忆录的第四部《漂泊年年》……在此期间，他更写有上百万字的各类文论及散文，那竟是在旅美途中、讲学路上、会议之余，甚至是医院的病房里。有一次父亲因冠心病于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一日他跑到住院医生的值班室里，“抗议”病房内过于吵闹。“是影响您休息了吗？”医生颇为抱歉地问。“不是，是吵得我不能写作！”医生惊愕了，望着眼前的这个病人不知说什么是好。父亲没有豪言壮语，当《人民日报》的记者前来采访他时，他告诉记者的是：“我只怕时不我待！”
这确实是父亲最为惧怕的事情。人为的坎坷他一一走过来了，而自然的规律他却无法抗拒。父亲于八十岁以后终于感到了自已身体上的无奈一一先是头晕，继是手抖，再后来心脏则必须依靠起搏器相助了。他给上海的范泉先生写信：“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是比死还痛苦的！”他答应过凤子同志，却没能把那部反映现代题材的剧本写出来；他答应过范用先生，也没能把已经写到抗战初年的回忆录续写下去……父亲对自己的病体烦躁不安，对自己的“江郎才尽”更痛苦不堪。有人建议他口述而由他人帮助整理，他不允，说是别人写不出他的风格一一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自始至终要对他的读者负责。
父亲的执拗是令人难以劝解的，我多少次地感受到了他那“比死还痛苦”的折磨。学生来向他祝寿，他却苦笑作答：“长寿就是活受！”朋友来看望他，他告知日：“无所事事，不知何以终日！”他自1988年停笔以后，就几乎是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度过的。我们曾经试着培养他其他方面的兴趣，竟一无所获，就连“抽乌龟”他都抽不过才上小学的外孙。一日他摸着我右手中指上因握笔而磨出的老茧，不无感慨地说道：“以前我也有，要比你的硬！”是的，别人的茧子都是圆圆的隆起，而父亲的茧子却是尖尖的凸出，有似一根斜生的骨芽，雄赳赳地挺立着。这是他六十余年来辛勤笔耕的结果，这是他笔下数百万字作品的见证，这更是父亲的骄傲、父亲的自豪！然而如今它渐渐地消逝了，消逝得让父亲心中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支撑。
父亲开始在回忆中度日。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当年怎样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写《秋收》；怎样在特务的追踪下写《升官图》；还有怎样为逃脱敌人的搜索，将《乌鸦与麻淮》的剧本藏在了摄影棚的棚顶上；又怎样为避开造反派的监视，将日记本的封面写上“学习笔记”……只有这时，父亲才又重新漾起往日的欢乐；只有这时，父亲才又再次沉浸在遐想的幸福中。一日他突然对我说：“我死后，墓碑上不要别的称呼，仅‘教授’二字即可。”不知是戏言，还是遗嘱，我当时竟没有留心。今天当父亲真的走了，当我抚摸着他书房中遗留下来的一切时，我才真正地懂得了他的用意。他一定是认为：只有身为教师者，才能够使心中的理想之火久久延续，代代相传一一他是多么割合不下他毕生的事业与毕生的追求啊！
父亲是5月28日凌晨走的，25日我去看他，他还在对我说：“我还有一段‘庐山遇险’至今没有写出呢……”那是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在庐山的岳父家小住。为了给下一个剧本搜集有关袁世凯的资料，父亲竟误入“白虎堂”一一闯进了三青团中央会议的会场。此时蒋介石与马歇尔也均在庐山，周恩来同志得知后立即托人带信给他：“赶快下山！这不是你呆的地方！”父亲曾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过这个故事，他终于难忘总理这恩重如山的关怀。我鼓励他：“爸爸，你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到时由你亲自执笔，又是一篇绝妙无比的文章！”父亲笑了，笑得很甜，还一个劲儿地问：“我真的还能写吗？”不知怎的，这个笑容竟如定格一般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拂之不去。我多么希望28日的凌晨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美好愿望上路的。我相信，在另一世界里，他一定会圆了他这个能够再继续写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