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示：我不是敌我矛盾了；有的竟向我表示祝贺：归期有望了。但就在这年冬天，我的鸭群被宰掉了，我在干校的精神支柱垮了！以后又干了许多杂活，也都提不起精神来。一次挑粪，往返四趟，也不过十几里路，但到挑第五趟时，离目的地只有二三十步了，却再也挪不动脚步，还是腿脚有病的胡海珠同志替我挑过去的。
1973年春节，竟然又获得一次探亲假，而且是全数一一十四天的。这又燃起我和家人们的希望：形势真个好转了吧？有着笑嘻嘻的面孔的那位不再来找我了，省干校已濒临解散，自然也不用我去作汇报，因此这次假期过得较愉快了。但人的希望总是会“得陇望蜀”的，亲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我是否就此留在家里，不回干校去呢？我认为专案组还没有结论下来，如此做会造成不良影响的。在这一点上，有些争论。但最后我终于按期返校了。不过我感到金玲的神经官能症的征兆愈加明显了，颇为担心。
再回到我们干校，也许出于领导的好意，让我不干重活，只管值班守夜了。两天轮一班，并不算累，但苦在值班以后无法睡眠，便成了两天睡一次长觉了。约莫半个月以后，金玲突然来了封电报，说我的名字已列在江苏省干校所改组的“落实政策工作组”的某一组的名单之内，要我马上返回南京。这自然是个喜讯，立刻向干校领导反映，但回答说“不知道”；再请示北京的专案组，专案组没有答复；再问金玲，是否由南京方面来个公函调我回去。而金玲在南京碰了许多钉子，没有结果，只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第二次探亲假中曾去拜见过杨桂芳同志的老伴儿陈玉生同志，这是一位忠厚长者，刚刚被解放出来还没有安排工作。工作组要成立是他讲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是他亲眼所见，而且他正是我这一组的组长。我也认为陈玉生不是说谎的人。但我这人是三管三不管的，即编制在江苏，由省干校管；改造由文化部干校管；专案由中央管。但遇到现在这样问题时，三方面又都不管。我们连部倒是想管的，但这时连领导三日一换，五天一走，虽有的答应负责查问，但再去找他时，已上调北京了。在这样状态中，我和南京家里电信不断，单是电报我就打了近十封。而发电报要进城的，往返二十来里，我只能在值夜下班之后，乘无法入睡之时，溜去溜回，紧张万分！因为请假太麻烦，而且可能不准，只好来个“非法”活动了！这样做的结果，使我累病了。感谢我们的医生小孟同志，她诊断后，主动给我病假条：“休息一星期。”理由是我已有严重的心脏病。期满复查，病未好转一一我还在不断进城，如何好转？一一又给假一周。这一来，倒是不自觉地行了“苦肉计”。连部看我如此，也不愿担风险，便给我一个回南京养病三个月的假期。这种假是心照不宣的，回不回干校由你了。于是三个月续假一次，从此再也未回云梦泽。而到南京以后，才知道所谓“落实政策工作组”尚未宣布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