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朋友的逻辑推论，我辈该被“解放”才是，为何倒对我们保密呢？那只能这样解释：你等“黑帮”休得因林彪之死而猖狂，林彪的反革命事业“自有后来人”！
而回家以后的遭遇也能证明这一点。我的家里是升了火炉的，倒温暖如春，但一出卧室门，却感到有如冰封。楼上住了一位某某局的首长，是一位“铁面无私”的“革命家”，对于我辈是目不斜视的一副庄严相，真是望而生畏。隔壁邻居过去是同单位的一般干部，倒是生得一副笑嘻嘻的面孔；回家的第二天，他便来访问过我，便未遇见，我闻讯后，马上去回拜。但一见面，不对了：笑嘻嘻的面孔变得一板正经了，一开头便大讲其“目前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的一套，然后用教训的口吻告诫我：回来之后，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如何如何，等等，全是一派领导者的风度。领教回来以后，才知道此公目前正是我楼上那位首长手下的红人。相面的人有句术语，叫“相随心变”；鲁迅先生也有句名言：“一阔脸就变”，都是真理了。不过，我并非某局的干部，这位首长如何关心起我来了？
关心我的人还有。只隔一道门，即在原先我家客堂里，住的是位“造反派”。此人也生得面团团如富家翁，又似有几分杀气，对我的归来是“视而不见”的。但隔墙有耳”，并非“听而不闻”。所以我很自爱，说话不敢大声。但是不行，江苏省五七干校来了命令：指定我在某日某时到达镇江某地的某连连部去作汇，报。这是不能不去的：我原先所在的单位已经砸烂，我的编制现正保留在这里。就是说，我的饭碗是在这里的。人虽去了文化部干校，在这边我也是榜上有名的。某日，一早便如期到达目的地，但等到临近中午，才由一位瘦长瘦长的连长之类的领导人物出来接见。但对我的汇报丝毫不感兴趣。略问数语，便和那位有过笑嘻嘻面孔的人物一模一样，哼哼哈哈地也作了类似的训话。到“典礼”完结，一共不过半小时，但往返旅行足足浪费我一天时间！十天的假期又打个九折！不过也有收获：在这干校食堂吃饭时，看见我前边客堂里那位“造反派”也正在吃饭，他当然还是“视而不见”，但我可明白他的任务了。回家探亲，原是一桩喜事，谁料想就在我的家里，上下左右有如天罗地网将我网住，这还有什么“喜”可言？
关起房门，家里还是温暖的。但是三天过后，对全家成员情况了解一番之后，就感到每人心灵上也都有不少创伤。首先说金玲，她由于我在1966年春被变相流放到江苏，也被迫在北京办了退职手续。作为家属应该少受折磨了吧？其实不然。北京专案组两次来南京抄家；“文革”初期“造反派”抢房子，占去三分之二；林彪下令备战，强迫她和全家下放农村；楼上那位首长莅任之前，也曾经驱逐她搬家，都由她一一顶过来了。而后来却又无端飞来一顶“大右派”的帽子落在她的头上。
两年以前，居民委员会里便沸沸扬扬有了传闻，说她是由北京下放的大右派，于是人前人后，指指戳戳的小动作就多了。后来，户籍警以查户口为名，便闯进闯出，问东问西，而且打开抽屉，翻这翻那，她都以为这是“黑帮”家属应有的待遇，不以为异。但到后来居民委员会成立了“学习班”，这是五类分子才有资格参加的，也要她去交代历史，这才使她惊讶起来！
我们那个居民委员会里有位正主任，杨桂芳同志，当年新四军里著名的女团长，是“双枪老太婆”式的传奇人物，日寇称之为“中国现代的穆桂英”！如今居民里突然冒出个大右派来了，她惊问：“有了大右派，我为何不知道？”便亲自出马，找金玲谈话，这一谈，她才恍然大悟道：“原来你姓金，不是姓丁！妈妈的，这群人瞎胡闹！比我更没有文化！”
这场笑话并不奇怪，在那荒唐的年代，只错了一个声母，能算得什么严重错误么？不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个“大右派”的帽子却害了我大女儿陈虹！
陈虹，这个六七届高中生，当年兴高采烈佩上大红花下放去农村的。插队在丹阳县的山区里，熬了四个年头，当上一名民办教师。丹阳县的师范学校此时适逢招生，她去投考了，并考了个第一名。喜报已经传到村里，但政审时外调人员听说她母亲是个大右派，吓慌了。陈虹因此便名落孙山！
小女儿在读初中时也遭过政治陷害。南京街头出现了所谓反动标语，全市，包括中小学生也一个个排查，查到陈晶头上，发现她的父亲是个“大黑帮”，这就如获至宝，大搞“逼供信”了：“你父亲是个什么东西？你能不反动么？”她矢口否认写过任何标语，并指出这是有人诬陷，但工宣队的老师傅还是咬住不放。全家人都去学校据理力争，也不中用。后来这案子破了，才证实她并没写反动标语。到后来进高中了，还是背着老子的黑锅进不了共青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