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为之不快，或竟吃惊。至于公远所说，是就卦论卦，或想迎合国立大学教务长的心理，我不便追问，也无从推断。如果是前者，“神仙”的卦何其不灵？如果是后者，“神仙”何其缺乏“知人之明”？我追记这些事，不是谴责公远，而是惋惜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辜负了他所禀赋的天资。在我们中学同学期间我曾屡次劝他，希望他能善继七叔精诚笃实的作风。他承认他的错误，但究竟不能改变。
公逊是我第二次入川到重庆时才见面的。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在某私立中学教课。“七七事变”之后回到四川，蛰居重庆效外山中。他的天资也高，不亚于乃兄。但禀性孤介，落落寡合，更不赞成乃兄的“妖言惑众”。二十六年秋天他接受我的建议同我去到成都，在由沪迁川的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员兼斋务主任。他对文学颇有修养，口才也好，因此颇得学生的欢心。他管理“斋务”也很尽心。学生有违犯校章的他必反复开导，并不是“照章处罚”便算了事。他在十五岁的那年，由七婶作主为他完婚，娶了一位比他大几岁的崇庆州某家小姐，不幸两人性情不合，终归决裂，公逊因此郁郁寡欢。‘他得暇时必来看我，谈诗论文。我也乘机为他排解。三十六年夏末我应聘国立政治大学，离开成都去到南京。他来送别，相对黯然，彼此都意识到此后再没有见面的机会(听说他在l951年以后不久“因病”去世了)。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伺学及为人的基础。五四运动的健将曾经对中国旧式家庭极力攻击，不留余地。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尽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