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
萧氏族大人多，但与我接触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几位尊长和弟兄。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颇为怜爱。两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对我更加着意照料。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时常领我到村中各处散步，一面走一面讲些往古名人的事迹。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买一点糖果给我吃。他逝世时得年不过六十一二岁。某一天下午客人来访，他送客出门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无疾而终”。童蒙无知的我还要拉他起来，带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习商。四十多岁的时候升任怡丰号重庆分号的经理。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职位。他办事精明，交游广泛，商界人很少不认识或不知道“三老板”(他有两个堂兄，冠侯和定侯。因此他虽是先祖父的长子，却排行第三了)。在怡丰号停业若干年前，他捐了一个“候补道”，并曾晋京“引见”。当地的长官，川东兵备道，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到任以后照例到怡丰号来拜访，此外也偶尔互相往来。这种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声气的情形，在十九世纪以前尚不多见，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却逐渐普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时重庆唯一的报馆当主笔。他尽情揭发当地官吏的“黑暗”，触怒了他们，被加上了“乱党”的“罪名”，逮捕入狱。他的太太与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识，到怡丰号来求救。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乱党，便去拜访知府，代他疏解。不料这～来反断送了卞先生的性命。有人暗中指使管监牢的狱吏把他害死。却报称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为谨严。记得我在**岁的时候，像一般淘气的儿童一样，时常嬉弄跳跑。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便叫我站住，严词谴责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后来见我读书尚知用心，有时候背着我称许我。他曾说：“可惜科举废了。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他捐了道员之后，替我捐了一个“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岁送我进京去““就职”。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无官一身轻”了。)他不惜重金，延师教读。虽然两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学，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植我。从我到崇庆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们都在家里读书。民国三年的夏天我壮着胆向他表示≯想去进新式的学堂肄业。他当肘未置可否。但次年春末他便亲．自送找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我的父亲与我接触的时间较短。他似乎不曾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实在极少。光绪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庆州怡丰号的住宅内。那时他已续娶。我跟着我的生父和继母在那里同住了两年。当大伯父带着我去重庆时，先父继母仍留在崇庆，两年之后才搬到重庆。当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因肺痨病殁于陕西街怡丰号住宅内。临终的前两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声地嘱咐我，大意说，“大伯父要你过房承继，我当然很放心，但也很合不得。我平日时常出门在外，不能多照顾你，我现在追悔不及。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你如愿意经商也好。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此外我望你将来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不要学我的榜样。我多年来东走西奔，没有成就，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十二岁的我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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