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做任何事情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起严谨精神。
第三是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他们的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
可见，我们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完全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我们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本国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第四是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为什么本国把中国选为对外扩张的第一目标呢？
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其主要原因，山本认为还在中国的自身。
首先，由于支那的国力衰弱，不堪一击。
支那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支那人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支那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本国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在两国实力对比上，日本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本国扩张的决心，也使和支那全面的战争具备了切实的可行性。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具备了对外扩张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对本国人来说，真的是弱不禁风。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国人，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这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容忍克制。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以和为安的意愿。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安土重迁、以和为安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以和为安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在中国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