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上学读书受教育情况
我家虽然是中国儒学大师孟子的后代，也不知从那代远祖时就离开书香门第，改作工匠手艺了。但是思想信仰上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我们三大户孟家的几代人中，没有吃斋念佛的，也没有信“洋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供祖宗不供菩萨。逢年过节，给“祖宗牌位”烧香上供，上坟烧纸，不到庙里烧香拜佛。他们以忠孝节义为道德标准，既不是有神论者，又不是无神论者。对神鬼的看法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神敬善人，鬼怕恶人”等民间格言。这种朴实又有些愚昧的世界观，也是旧中国众多老百姓精神状况。
听老人们讲，在清朝时农村没有学堂，只有私塾。而且也不是村村都有，许多世代务农的家庭，没有让孩子读书写字的要求，教书先生也就没有更多的市场。那时国家没有普及教育一说，私塾老师的工资，是学生家“摊”的，给钱给粮食都可以。富裕人家多给些，穷苦人家少给些。平时吃饭也是各家轮流吃，住宿就在学校里。一个村十几家、或者二三十家养着一个老师，问题也不大。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灵活，因人施教。没有明确的学期和年级区分，老师对学生只有作业没有考试，当然这些因人而布置的作业也等同于单独考试。农民家的孩子，可以在冬季或农闲时去念书，农忙时就下来在家干活。所以穷人家的小孩子，一般是男孩子都可以上一两年私塾，学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初级文学知识，和背诵小六九、打珠算、丈量土地一类的数学知识，大概属于启蒙教育吧。再往上学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高深知识，准备考秀才、中举人的就少了，考进士中状元等就更不敢想了。一来是家里穷，只要能劳动了，就要去干活，没空念书。再有也是多数人智商低，高深知识学不进去，虽然私塾先生因人施教，但是如果完不成老师布置的背书、释义、写大字（毛笔字）、做文章的任务，也是要打板子（用戒尺打手掌）的。小孩子常由于不会背书怕挨打，也就不愿意再学了。家长一见自家的孩子常挨打，就知道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走不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之路，也就不再花费钱粮供孩子继续上私塾读书了。当然，也有穷家的孩子智商高，小时候半农半读，成人后白天务农，晚上读书，靠学习成材的。如历史上的朱买臣、吕蒙正和戏曲里的陈世美等人，只不过那种穷家出身通过读书当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
辛亥革命后，虽然有“拆了大庙改学堂”的举动，但那时国家办的小学校是很少的，还没有中学。经过“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以后，私塾也少了。那时的老师是国家发工资的，学校是要收学费的，而且除去寒暑假、礼拜天、都要按时到校上课的。所以，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去不了“学堂”读不起书的。孟昭信及其父辈、祖辈都上过私塾，有些文化，会写会算。当然，绘画和裱糊的手艺是祖传的，不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学的。但是到了孟昭信的儿子这代，就供不起孩子全去学校念书了。孟宪成（1909年出生）和孟宪增（1914年出生）都没读过书，十多岁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只有三子孟宪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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