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冲动的诗歌，没有这种精神治疗，人类社会的价值准则就有可能崩溃。从这点上看，显然新批评在注重形式的时候承认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但是，新批评反对把中内容归结为作者或者读者，他们认为作者的写作意图即使能够在作品中再现出来对于作品的阅读来说一额上毫无意义的，同样，特定读者的情感反应（印象主义平批评重视这一点）也不应该与文学作品的的意义混为一谈：文学作品的意义家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既与作者的意图无关，也与读者的主观感觉无关，意义是公开的，客观的，写在作品自身的语言中的，因而文学批评不能向主观主义、印象主义投降，而应当技术化。正是从这个方面出发，特里·伊格尔顿对新批评派这样评断：
“在文学批评在北美竭力争取‘职业化’，竭力争取北承认为一种值得敬重的学科的那些年代，‘新批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以硬科学作为检验知识的主导标准的社会里，它的一整套批评方法度是以硬科学之道还治硬科学其身。‘新批评’运动的初衷是对一个技术占统治的社会提供人道主义的补充或替代，但它现在却发现，它本身也正以它自己的方法再次制造一个这样的社会。”72
结构主义批评。结构主义者认为任何一个体系的构成单元只有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才有意义。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不能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孤立要素中去找，而应当在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找，意义来自于这种“关系”，而不是要素本身，意义不是实质性的而是关系性的，所以“你不必到诗的外部去找意义，而只要在诗的各个要素之间找，因为它们会互相解释、相互界定。”特里·伊格尔顿对此有一个例释。他举这这样一个故事为例：一个小孩与父亲吵架后出走，在烈日下穿过一座树林，跌落在一个深坑里。父亲出来找他的儿子，向深坑里张望，但因为光线很暗，看不到儿子。此时太阳刚好升到他们的头顶，照亮了坑的深处，使父亲救出了孩子。在欢乐中他们言归于好，一同回家。”中国故事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解释，精神分析批评家或许会在其中发现俄狄普斯情结的暗示，并证明孩子掉进坑里是因他与父亲反目阿无意识地希望给予自己的一种惩罚；许还是一种与象征性的阉割形式或象征性的对母腹的求助。人道主义批评家也许会认为它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人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还有的批评家或许会认为他是一场扩展了的、相当无聊的“儿子和太阳”的谐音（son/sun）的文字游戏。而结构主义批评家则可能这样图解这个故事：
“第一个解释意义的单位，‘儿子与父亲争吵’，可以改写为‘低对高的反叛’，孩子穿过树林这段路程是沿着一条平行的轴线运动，与垂直的轴线‘低与高’形成对照，可用‘中’来表示。‘掉进深坑’掉进低于地面的一个地方，又可用‘低’来表示，阿太阳的高度则是‘高’。阳光照进深坑，是太阳俯就于‘低’，这就把故事的第一个指示单元‘低反对高‘的意思颠倒过来了。父亲之间重归于好，回复了‘低’与‘高’之间的平衡。一同回家的路程表示‘中’，标志着取得了一种适宜的中间状态。”73
结构主义的分析实际上是把故事的实际内容排斥在外，而全神贯注于形式。比如在上述故事中，故事中的要素，如“父亲”和“儿子”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关系不变，取代“父亲和儿子”的可以是“深坑与太阳”、“母亲与女儿”、“飞鸟和田鼠”等等，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这些故事都是一样的。
现代结构主义的创始人是索绪尔，索绪尔在1916年完成了他的划时代的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在这本书中，他把语言看成是符号的体系，每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如c-a-t这三个黑色记号就是“能指”，而它在人们头脑中唤起的“猫”这个动物的意象则是“所指”，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因此语义不是固定的存在于符号中的，而是功能性的，就此，索绪尔不关心语言的所指，而关心语言的能指，致力于研究“符号的客观结构”，观察这种客观结构使话语得以形成的规律，他说，为了有效地研究语言符号所指的对象，即符号实际表示的事务，就不得不暂时把它置于“括弧”之中。索绪尔强调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词和物之间的无端随意的关系，它有助于把文本和它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使它成为一个自主的客体，这就为纯粹的对语言符号进行结构主义的分析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