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样，他们不仅是文学家，同时还是革命家、思想家，人民为此而永远牢记他们，他们不仅仅用语言在大地上竖立起了自己的丰碑，同时还是斗争的意志和反抗的呐喊为自己在人民的心中奠定了不朽地位。
换而言之，作家必须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他的历史感是以灼热的现实情情怀为基础的，也许对一个作家来说现实情怀还更重要一些，它决定了一个作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与现实进行对话，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纯粹的历史兴趣（对现实漠不关心的历史兴趣）对于作家来说是不必要的，也许那种口口声声声称自己为历史、为未来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恰恰是最没有永恒价值的，古往今来的文学发展史已经说明那些在专制、暴力、压迫面前用沉默表示了认同的作家，那些“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作家，那些没有为人民鼓呼的作家，几乎都成不了什么大气，他们也许在那个时代可以生活得很好、很有地位，但是离开了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便会像他们的生命一样被时光抛弃。
作家是否应当抛弃自己的偏见？我们有一种观点认为要站在更为普遍的立场上，作家就要改造自己、抛弃自己，把自己改造得越是彻底就越好，真是这样吗？事实上那种纯粹的不受个人偏见左右对于生活和历史的观察是不存在的，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与认识的可能都要受到三个先决因素的制约。一是“先有”。每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经先占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占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这种存在上的先有作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发生的先决条件，使我们有可能理解现实、历史、文化和传统。二是“先见”。它是我们在思考和理解时所借助的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语言、观念和运用语言的方式自身会给我们带入先入的理解，这种先入的理解将参与我们所有的理解行为并影响其结果。三是“先知”。在我们理解和认识新的事物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作为推知未来的起点和参照系，它是理解和认识得以发生的前提。54海德格尔的这一论述也同样适用于作家，作家对世界的认识过程的主观性不仅表现在对已有对象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两方面，而且甚至还表现在一个作家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上，“每一个主体总是选择符合他的需要和兴趣的那些东西作为评价的对象。55”按照现代解释学者加达默尔的看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不受人的有限性与历史性的制约的所谓的自主的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历史的直接缠绕与伴随这种缠绕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的主体56，针对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某些说法他反问道：难道仅仅通过采取一种态度，认识者就真的能使自己离开他当下的情景吗？加达默尔认为历史性并非仅仅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偶然的和主观的条件而是一种本体论的条件，在历史理解的一切过程中早已本质地包含了认识者自己的当前情境，事实上，现代解释学，把认识者束缚于自己当前视域的特点以及认识者同认识对象之间的时间间隔，作为一切创造性理解的基础而不是作为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和障碍来认识的。我们的偏见并非使我们与对象相隔，而是使对象向我们开放，它是社会认识得以进行的积极条件。正是这一意义上加达默尔说“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57。总而言之离开作家的当下的历史处境和偏见作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的认识，因此这种当下性和偏见性并不是作家必须要克服的。
当然，对于作家来说解决了这一点，并不是说就没有问题了。我们曾经论证了，作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个人视域，因此作家只能从自身的视域出发来写作，但是作家又必须服从人类的义务，这两点如何统一呢？理由是这样的，黑格尔曾经很好地论证了类与个体的同一性，类的历史就是个体的历史，类的特征就是个体的特征，如果黑格尔在这个说法没有错误的话，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就会发现作家深入自身作为个体的深处，也就深入到了类的深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陀斯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挖掘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二元分裂也就历史性地道出了人类的二元困境的问题。就如同作家在解决历史关怀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困境时，必须把现实关怀作为历史关怀的必要步骤和方法来认识一样，在类与个体的夹缝中，作家也必须把个体当作通达类的方式和方法，类不在抛开了个体之后的彼岸，而就在个体之中。由此出发，他应当深信，他真诚地代表了他本人说话，说了真话，也就代表了类，每个个体真切地代表了自身，那么人类也就在这“个体”自然而然地见出了。从这个角度，法伊尔·阿本德的“所有的人都是个人58“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