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创作毕竟不同于学术论文，它用的不是抽象思维，而是一种感性思维，形象的、灵感的思维，这种思维如果过分地强调思想性，反而会变得僵化。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妙处大多不是来自思想主题的明晰性，而是来自思想主题的相对模糊性，正是这种相对模糊性给作品提供了意韵无穷、多向阐释的魅力；也正是这种思想主题的相对模糊性，给作品接近世界的本来面目，从感觉经验的层面接近现实那无限丰富、无以言传的本原带来了可能性。
正是在这点上它和哲学有了区分，哲学是以自己的明晰性、确定性、抽象性获得自己的读者的，而文学是以自己的丰富性、意韵性、经验性来获得读者的，它们都是主体接近世界本原手段，但是显然他们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哲学致力于给读者以明确的思想，而文学则致力于向读者展示经验世界的更为复杂难解的面貌，它不会离开经验世界本身，而是深深地沉溺在经验的洪流中，挖掘经验世界的丰富可能性和意韵性，它不急于给读者一个结论，而是试图给读者一些启示；如果剥夺了文学的这种相对模糊性权利，文学对读者的魅力可能就要减少百分之五十。事实上那些不顾文学自身的这种特点，过于急切地试图表明自己的思想主题，以说教为目的的作品，反而会让读者反感，不能发挥好教益的作用。那种主题过于直露的作品往往艺术魅力不够，因为把作品的主题规定得过于集中、定得过于明确，在创作之前就定好了主题的作家，在它们的笔下，经验世界往往会变成论证主题的材料，经验世界被“主题”规范了，失去了它的原生态的复杂性，变得抽象干巴，进而也失去了它的多姿多彩的魅力。一个作家重要的是能够不怀任何偏见地敬畏着经验世界本身，他把经验世界作为他唯一的上帝，虔敬地观察世界，再现和表现经验世界，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改造经验世界，用思想的过滤器筛选经验世界。艾略特认为，诗人之所以是诗人，就在于他使用一种与经验紧密结合的语言，而避开了抽象理性思维的概念，他说，诗歌的任务不在于引起读者的思考，一首诗实际上表达的什么意义并不真正重要，他在《形而上的诗人》一文中说，诗人必须发明一种能够与神经直接交流的感性语言，从而避免这些已经名誉扫地的概念。他必须选用带有一种能够接触到最深层的恐惧和欲望的须根网的词汇，必须选用那些能够渗透到原始深层的能引起联想的神秘形象――这些原始深层，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同样地经验的。……也许在心灵深处确实有某种深层的形象和节奏，某些诗歌可以触及和复活的永恒不变的原始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可能在本质上寻找的并不是什么思想，而是另外的东西，某种更为隐秘、更为原始的经验的根须。因此过分地突出思想主题，可能对于某些作品来说是不公平的；更何况，历史上那些真正的伟大的划时代的作品，常常会超越那个时代读者的理解力，人们并不能立即理解这些伟大作品的主题的正确性，相反他们会对这些作品报以反感，例如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就碰到过这种命运。因此以简单的教益观念来衡量作品可能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伟大的巨著型作品来说，可能尤其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