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语言（意识）再现客观世界的能力，他们有一种语言可能搭建一个完全仿真的描述性世界的想法，认为语言所建构的那个描述的世界完全可以和现实的真实存在的世界重合，进而他们把仿真看成是意识（语言）的最大目的，这实际是不对的。何以是不对的呢？如果我们承认任何真实都是建立在某个具体的观察者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真实都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温习一下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们自然可以嘲笑那些摸象盲人，说他们鼠目寸光，但是，我们要知道相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和深不可测的社会，我们这些个体观察者都只不过是面对大象的盲人而已，在那个盲人摸象的故事里，还有一个明眼人来给那些摸象盲人作出评判，而在我们常人的世界中，有谁能超越我们所有人看到这个世界的完整的真实图景呢？我们观察到的世界只是我们眼里的世界，任何真实都只是我们看到的真实而已，不存在一个超越于一切观察者之上的超级真实。如果说“真实”是衡量作品的标准，那么我们要问，有谁能对这个真实作出评判呢？有那个批评家能充当这样的评判者，他有什么权利对着一部作品说“这是真实的或这是不真实的”呢？从这个角度说，“真实论”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不可能的。
二、有的人用有教育作用来衡量作品的好坏。例如有的人要求文学作品能对读者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影响越大，作品也就越好。人们要求作品具有教益，这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要求，谁不希望掩卷沉思的时候，感到内心充实、乐观，心神健康、轻灵呢？但是，从文学史实践的角度来看，历史上那些过分强调文学教益作用的时代，往往文学的发展会反而受到阻碍，好作品相应会出得少甚至没有，例如文革期间的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从文学史来看，人们大多有高估文学的教益作用的倾向，中国古人有这种倾向，例如曹丕，他就把文学看成是“盛事”、“伟业”，而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者则更是如此，他们大多认为文学当作开启民智，振奋人心，促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利器。例如中国近代的梁起超，他就认为，要振兴一个的民族、一个国家，就必须先振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小说，他甚至说有的时候一部小说就可以改变一个世界。文学作品能不能起到经世济国的作用呢？可能文学并不能担当这种重任。之所以人们有这种误解，我想可能是因为人们受传统的巫术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人们的意识中积淀着“语言是具有魔力”思想，认为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也一定是有魔力的，从原始人把说唱（语言）和舞蹈（体态）并列作为巫术21的基本手段来看，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已经建立了语言具有神奇的魔力的观念，随着宗教的诞生，上帝之言的创世和审判的功效，人言作为祈祷的救赎意味，都强化了人类关于语言具有魔力的观念。这种观念已经作为潜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人们的脑海里，但是，实际上语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唯物主义者相信真正起功效的可能还是物质的东西，而不是作为意识之物的语言。
过分地强调作品的教益目的，用理性来规范作品，用思想来指导创作，往往会损害作家的审美冲动，妨碍作家的感性思维的发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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