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达，身体的快感就越是需要精神的参与，或者说人类生理快感的进化和精神作用的参与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单纯的生理快感可能已经很少，多数快感尽管在感觉上给我们以纯粹生理的错觉，但实际上是精神和生理复合作用的复合快感，例如四川人吃麻辣火锅，麻辣对于四川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性味觉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四川人在多大的层面上是因为饮食文化传统的作用，出于对这种传统的认同，进而是通过这种认同来加强他对于同乡人归属感而在精神上接受了麻辣的快感，又在多大的层面上的确是他的生理结构与其他中国人不同，他的味蕾对麻辣特别敏感所致？很难说，这种快感里面不可能不包含着因吃麻辣而产生的群体归属感、文化认同感的精神性快感，四川人走到哪里就吃麻辣火锅到哪里，和以色列人走到哪里就会把他们的逾越节带到哪里一样，具有精神文化上的内含。这是阅读与快感的联系。
那么写作行为呢？弗洛伊德倾向于把写作理解成是性冲动的一种升华，在这种升华中人的性冲动得到了释放，这种观点也可以得到一些作家创作经验的认可，比如中国现代作家郁达夫，他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一系列小说《沉沦》等，很显然和他在日本生活时的性压抑、情压抑有关。不过，把创作简单地理解成是作者在某种生理快感的支配下的非精神性行为的观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对于作家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创作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生理性快感，这是可以获得一大批作家的支持的。例如郭沫若，他的创作激情袭来的时候，浑身颤抖，呈献出迷狂症状，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状态，只要出现这种状况，哪怕是深夜或者凌晨，他都得立即从床上爬起来，抓起笔写作，也只有在写作之后他才会重新恢复平静，在这里创作过程表现出身体治疗学的功效，尽管这种功效是不非常明朗的，但否定它也是难的。卡夫卡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写作，我就会支持不住，也可能以发狂来了结这一辈子。”的确，写作对于卡夫卡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治疗学，他一生几乎没有发表过自己的作品，甚至在自己死后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这些作品，无独有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道：“如果不写作，那么我必然死亡，最后坐15年牢……”，鲁迅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创作时的一段话可以作为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的注脚：“一读到他二十四岁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拷问出沧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陀斯妥耶夫斯基就仿佛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常常会分裂成两个以上的意识，每个意识又都是对立的，这种情况俄罗斯文论家、批评家巴赫金曾经用“复调小说”16理论来概括，经历精神的如此的内部分裂而不崩溃，没有创作的慰籍恐怕真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我必然死亡”。“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某些身体症状实际上是由心理引起的，比如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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