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灭叶赫。努尔哈赤在界凡栖驻一年零三个月后，又移居萨尔浒山城。
萨尔浒山城在界凡西十里许。努尔哈赤为向辽沈地区进军，迁至萨尔浒山城。不久，即连陷沈、辽。他在萨尔浒山城未及半年，便迁都辽阳。
辽阳原为明辽东首府。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占领辽阳后，努尔哈赤立即拟议迁都辽阳，诸贝勒大臣因循旧习，不愿迁都。努尔哈赤说服他们，遂定迁都辽阳之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集贝勒诸臣议曰：“天既眷我，授以辽阳，今将移居此城耶，抑仍还我国耶？”贝勒诸臣俱以还国对。上曰：“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不复为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还，后必复烦征讨，非计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鲜、蒙古接壤要害之区，天既与我，即宜居之。”贝勒诸臣皆曰：“善。”遂定议迁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7卷）
后金迁都辽阳议定，诸福晋在众贝勒等的迎接下来到辽阳。她们踏着芦苇席上铺设的红地毯，进入后金汗的衙门里。翌年三月，努尔哈赤议另筑辽阳新城。他召集诸贝勒大臣曰：“天眷佑，遂有辽东之地。但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圮。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诸贝勒大臣以兴建城郭，辽民劳苦为谏。努尔哈赤执意建筑新城，他说：
今既与明构兵，岂能即图安逸？汝等所惜者，一时小劳苦耳！朕所虑者大也。苟惜一时之劳，何以成将来远大之业耶？朕欲令降附之民筑城，而庐舍各自营建。如此虽暂劳，亦永逸已。（《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8卷）
众贝勒大臣同意努尔哈赤另筑新城之议，后金汗即命在辽阳城东太子河畔，兴筑辽阳京城宫殿、城池、坛庙、衙署，是为东京。据乾隆《盛京通志》记载：
东京城在太子河东，离辽阳州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门八：东向者左曰迎阳、右曰韶阳，南向者左曰龙源、右曰大顺，西向者左曰大辽、右曰显德，北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安远。（《盛京通志》第5卷）
营建东京，大兴徭役，征发降民，夫役繁苦，引起辽沈汉民的不满与反抗。然而，后金迁都辽阳，是努尔哈赤的重要决策，也是女真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这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果断。从此，努尔哈赤将明朝统治东北的政治中心，变为后金的都城；将明朝对抗后金的前线，变成后金进攻明朝的基地。努尔哈赤在东京统治达四年之久，最后迁都沈阳。
沈阳城当时仅有辽阳城一半大。如熊廷弼所说：“况辽城之大，两倍于沈阳有奇。”（《明经世文编》第6册）但是，后金汗努尔哈赤最早看出沈阳比辽阳更有发展前途，于是提议迁都沈阳。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三月，后金汗与诸贝勒大臣就迁都沈阳一事，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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