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yì，收割）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lì，骂），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七大恨”的第一条，诉说明军“起衅边陲，害我祖、父”，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早在成化年间，明军先后两次对建州女真“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李朝世祖实录》第43卷），杀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和董山；据不完全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二十余名，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焚荡之余，幸存者过着“结草穴土而居”的悲苦生活（《李朝成宗实录》第112卷）。明军又在万历初的十余年间，以追剿女真“犯抢”（“犯抢”是应当反击的）为名，曾先后五次“搜讨”，共斩杀三千八百五十余级，对女真社会生产力破坏极大。明朝辽东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杀夷冒功”，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所以“七大恨”开宗明义说：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这就倾吐了女真人对明朝封建统治者的愤恨。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诉说明朝偏袒哈达、卫助叶赫，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分裂政策的不满。明廷对哈达、叶赫、建州的基本政策是：“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这正如明礼部侍郎杨道宾所疏言：
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折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打破明廷分裂女真的传统政策，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这就表达了女真人的共同愿望。
但是，像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女真人民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又具有女真贵族的局限性。
就以努尔哈赤借叶赫老女抒发隐恨为例。叶赫老女为叶赫贝勒布斋之女。布斋在古勒山之役中被杀，叶赫请尸，努尔哈赤命剖其半与之，由此结下不解之仇。后其女多年未嫁，遂称老女。努尔哈赤利用老女，作为兴师攻明的一种借口，如王雅量所疏言：“夫奴酋，冶容之人何求不得，而斤斤一三十五岁之老女？且夷俗何所不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体面？所系不过留其不了之局，以兴问罪之名，乘间窃发，基图渐大，渐可蚕食，此奴之本志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43卷）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谈叶赫老女之事，不过是借题发挥，以作为兴师攻明的借口。
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的掠获，以缓和其因灾荒而加剧的社会矛盾。“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师攻明，计袭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