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其状以告人者。（朱国祯：《涌幢小品》第8卷）
万历帝既深居简出，不理政事，又掷金如土，挥霍无度：郑贵妃生子，赐宫中赏银十五万两；生日寿节，赏银二十万两；潞王就国，用珠宝银三十万两（《万历邸钞》第1册）；营建定陵，“费至八百余万”（《明史·礼志十二》第58卷）；皇子诸王册封、冠婚、袍服费银一千二百余万两（《明史·王德完传》第235卷）；采办珠宝用银，多至二千四百万两。浩繁亿万，入不敷出，便派人四出搜刮百姓脂膏。税监高淮在辽东即是一例。辅臣朱赓等请撤辽东税使疏云：
高淮在辽东，万般克剥，敲骨吸髓，年甚一年。辽人既缺其当与之月粮，又受此无名之征榷，当抵不过，穷极计生，遂率合营男妇数千人，北走投虏。（《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但疏入留中不发。辽东军民，怨声沸腾，聚众数千人攻围高淮。高淮酷虐，多次激变：
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又各镇额饷，屡请不发。以此饥军，合于乱众，臣等更不知其祸之所终极也。（《明神宗实录》第446卷）
朝廷内部腐败，“三案”是突出的史例。所谓“三案”是万历帝晚年及其殁后，明宫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万历帝晚年，宠幸郑贵妃，储立之争，久不能决。由是有“梃击案”的发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蓟州男子张差手执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张差被执后，狱具，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事连及郑贵妃及其内珰，时人因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万历帝与太子不愿深追，以疯颠奸徒为罪，“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明史·光宗本纪》第21卷）。“梃击案”已结，后万历帝死，朱常洛继立，改元泰昌。泰昌元年（1620），朱常洛即位后生病。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下药，病愈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药。光宗服药后死去。时人疑系神宗郑贵妃所指使，仅以崔文升发遣、李可灼遣戍结案。这就是“红丸案”。泰昌帝死，天启帝立。天启帝朱由校，为光宗长子，其母为王选侍。他即皇位时，年已十六岁，其生母已死。时抚养由校的李选侍居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魏忠贤）谋借机把持朝政。甚至有言郑贵妃欲“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谋垂帘听政”者（《明史·后妃二》第114卷）。朝臣杨涟、左光斗等疏请选侍移宫，寻选侍移仁寿殿。后朱由校即皇帝位。这就是“移宫案”。“三案”事属内廷，但朝议汹汹，久之不息，成为党争的重要题目，朝廷更加腐败。
万历朝后期不仅政治腐败，且边备废驰。辽东巡按御史胡克俭曾在奏疏中指出：“国之大事在边，边之大事在欺。”（《万历邸钞》第1册）辽东军官上下欺诳，左右盘结，骄奢淫逸，克扣兵饷，杀民冒功，军纪败坏。如官兵偷卖火药，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东亮状启称：
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本国买卖人处夜间潜卖。以此，其价虽歇，所偷愈多。数年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以时点检，徒闭虚库。（《李朝宣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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