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好像同学们都在为毕业分配四处活动，找人找关系。我们宿舍的魏志鲁，他的在部队当兵的哥哥给了他两千块钱，准备找关系用。我们同校政治系的一个老乡，回家的时候见临村一家办丧事很气派，省里、县里、镇里都开着轿车参加丧事。他一打听，才知道那家有一个在中央组织部任科长的。于是他就到了北京，背了两个西瓜，找到那个人。那人就给他写了张纸条。他拿着那张纸条到了省组织部。省组织部的人就打电话给济宁地区的组织部。他于是就去济宁地区的组织部。结果济宁地区的组织部把他分配到济宁市委党校。
对于我来说，家里没有什么能行的人，也没有在外工作的亲戚。我该怎么办呢。就怕分配到农村中学，这是最担心的，在1991年，城乡差别还很大，农村的人难得有带着户口在城里工作的机会。我们这些大学生好多是从农村考上的，考上大学的时候，户口就从农村迁到了大学。脱离了农村了，谁还想再被分配回去呢。我们山东师范大学是山东省最好的师范大学，好歹也是个本科生。91年社会上很缺大学生。本科还是很被人看得起的学历。按常理、按逻辑、还是凭往年的分配情况，山东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是不会分配到农村去的。但听说也有万一的情况，这次学潮会不会影响分配呢。我曾经在学潮后的教育学生班会上，当着系书记的面给讲话的女辅导员拍屁股表示不满过,弄得辅导员哭了,系书记发了火。想到这我不禁害怕起来。
我想到了我们初中的班主任边老师，听说他从我们张庄镇的初中调进了邹县县城的邹县技工学校。他一定找到了某个关系才调成工作的。
1990年暑假，也就是在我将要大学毕业的前一年，我买了几斤苹果，找到了边老师的家。我曾经是初中年级每次考试的第一名，当了三年的班长，是他最好的学生。他见了我很高兴。我们谈了一会话。我问边老师：“如果我被分配到农村，您能找人再调到城里吗？”他说到时候再说吧。
1991年四月，我在山师听说我们高中母校的校长刘洪恩来山师招老师了，他见了其他邹县的将要毕业的学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见我。我于是就写信给刘洪恩校长，表达我想去母校工作的意愿。后来我还亲自到邹县的母校找到刘洪恩，他说我记下你的名字吧。后来,山师老乡马明问我的毕业去向。我说想去一中母校。他说他舅舅与刘洪恩关系不错，而且刘洪恩也认识马明。我就拜托马明再给刘洪恩校长说说。后来，马明说：“刘校长让你给他写封信。”我说我写过信了呀。于是我没有再写信。
等到我去邹城市教育局拿分配通知书的时候,拿到通知书一看,上面写着让我到邹城市三中报到,我的头顿时蒙了。三中在北宿镇。还是分配到了农村呀！我的心情就一直郁闷了。我于是又买了一箱子苹果去找边老师，边老师说我给你问问。等了一段时间。边老师说，分配下去就不好再弄了。说这话时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表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背对着我说。听说他是认识教育局人事科的科长的呀。我坐在那里，身体瘫了一样。一会就见边老师踢了他三岁的儿子建雪一脚。建雪就哭了。边老师的对象下来楼，抱起建雪，惊讶地看着边老师。我就起身告辞了。
边老师说,办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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