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初，地委安排我担任县委副书记，仍然分管工业。三月中旬，我到长沙参加全省大练钢铁动员大会，省委书记说要发动全民炼钢，“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我听了很是兴奋，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以为这是国家研究出来的新的炼钢技术，恨不得马上就回去加以实施。
不久，县里召开了大炼钢铁动员大会，董汉军作报告，要求各单位一把手亲自挂帅，将大炼钢铁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一切都要“以钢为纲”，所有工厂都暂时停工，学校放假，商店关门，机关除留一个人看家外，全部都要到炼钢一线去。于是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每个生产队，每个工厂，每个学校，乃至每家医院，都架上了一座座土高炉。没有煤，就砍树；没有原料，就收集铁锅铁铲，有的甚至把锄头、铁犁等农具都收了上来。县委机关炼钢组从博物馆收缴了一只古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一直放在博物馆当文物，现在也被搬过来当原料，博物馆的职员虽然不情愿，但炼钢是政治任务，没人敢站出来反对。当十几个人把古钟抬过来时，围观的人群发出一片欢呼声，因为这是全县收缴来的最大的铁器。
我因为是分管副书记，想想自己要带头，所以家里凡是铁制的东西，全都搜集了起来，放到一个箩筐中，准备交上去。家里有一口炒菜的铁锅，还有一把烧水的铁壶，水娥说：“铁锅交上去，把铁壶留下来。”
她弯腰拿起铁壶想藏起来，我横了她一眼，说：“你怎么这样没觉悟？”
“到时用什么烧水？”
“总会有办法的。”
她生气地把铁壶往桌子一顿。
我拿起铁壶往地上一砸，铁壶马上裂开了一个口子。
“未必别人全都交上去了？”水娥看着破了的铁壶，仍然感到惋惜不已。
“别人交不交我不管，但我是分管领导，要带头。”
不久，石铺公社党委书记洪绍忠打电话过来，说湄河边上发现了一座铁矿，我听到这个消息倍感振奋，马上骑车赶往石铺。洪绍忠三十多岁，三角眼，窄脸，瘦得颧骨都突了出来，看上去十分精明，讲话时眉飞色舞，看见我来了，显得很兴奋，说这是一个巨大发现。他把我领到河边，找到那个发现铁矿的农民。那个农民五十多岁了，个头不高，头发零乱，一身衣服破破烂烂，两只手又黑又粗，还没说话鼻涕就先流了出来。他用锄头从泥土中挖出一些带铁锈的的石头和泥巴来说：“是我最早发现的，张满儿讲是他最早发现的，简直不要脸。你看，这么重的铁锈，不是铁矿石，会有铁锈？”
“你发现多久了？”我问他。
“总有几十年了，我从小就在河边长大。”他一边用衣袖擦着鼻涕，一边回答道，“原来我跟大队干部讲过，他们不信，这些铁锈怕还是我做出来的？”
那个农民背着锄头继续到处挖着，我看他邋里邋遢、语无伦次的样子，问洪绍忠：“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些毛病？”
洪绍忠想了想，摇摇头，说：“不会吧。”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我问他。
“我打算组织人马先挖，一边挖，一边炼，说不定能练出铁来。”洪绍忠满怀信心地说。
于是他们就在附近建造了两个土高炉，组织了几十个人挖矿，他们没有办法检验石头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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