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学习会，后来经我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在县政府教育科任副科长，科改局后，他又担任了教育局局长。那时，政治空气相对还比较宽松，只要不涉及制度和主义，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没什么顾忌，可以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和永玉，曹锦轩，因为共事的时间比较长，又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平时接触比较多，所以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董汉军接任县委书记后，在提拔任用干部上严重偏向于南下干部，我们几个本土干部，都觉得比较压抑，工作中处处受到掣肘，平时在一起便难免发些牢骚。这些话私下里说说还可以，可是一拿到桌面上来讲，就容易引发矛盾，且不说董汉军听了不高兴，其他南下干部听了，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曹锦轩竟把我们平时议论的这些话，在会上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说县委在干部任用上存在宗派主义倾向，在新提拔的县级干部和区局级一把手中，80%是南下干部，本土干部占的比例非常小，不利于激发本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曹锦轩是第四个发言，讲得比较多，也很激动。我想等他讲完之后，自己便接着发个言，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突然停了电。会场上一片漆黑，有人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他的话来。大约过了五分钟，才有人点了蜡烛过来。曹锦轩接着继续讲了一会，在蜡烛光下，我看见董汉军脸色十分难看，心想曹锦轩这下可能惹出祸来了。好不容易等他把话讲完，分管政法的罗副县长抢过了话头，我只好让他先讲。但罗副县长讲话罗里罗嗦，讲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等他讲完后，我举手示意想发言，但董汉军跟主持会议的县长周仕衡耳语了几句，周县长便说，今天不早了，又停了电，有意见改天再提，而且可以用书面的形式交给县委。我听了觉得很遗憾，没能在会上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散会后，我和曹锦轩一起回家，我悄悄对他说：“刚才你是不是说得有些过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似乎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妥。
“我看见董书记的脸色很难看。”
“他不是多次动员大家踊跃提意见？”
“你对他的性格还不了解，他是那种喜欢听奉承话的人。”我不无担心地提醒他。
“怕什么，大不了不当这个局长了。”
他以为最多只是不让他当局长了，一点也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程度。我想起那张批评公私合营的大字报，其实写大字报的人也不过是就事论事，我却怀疑他是针对我个人来的。在这种体制下，领导干部习惯了听奉承话，谁要是说了几句刺耳的话，就可能被认为是动机不纯。
没过多久，形势便陡然发生了变化。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到年底时，县委又召开了一次反右动员大会，董汉军在会上一改前两次诚恳谦虚的态度，对提意见的同志进行了严厉抨击：“有些人，以为多读了两句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向共产党的领导权发起挑战，反动面目一下子暴露无遗。我就不相信，你们这几个人能翻得了船。对于这次暴露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他说这话的时候，伸出一个手指，朝台下用力地点了几下。会场上静寂无声，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似的，仿佛这指头点到了谁，噩运就会降临到谁的头上。
我侧过头去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曹锦轩，只见他表情凝重，脸色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