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反而，是政府从来都是得想办法，让农民不要种植经济作物，而是去在这个“全世界亩产150斤就算高产”的时代，种粮食。
显然，太子，连最基本的“重农轻商”的逻辑内核，都没弄明白。指望着他来搞改革，那完全没戏。
如李欗和刘钰说的，后来人、后来事。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一切都在发生改变。后来的人，才能根据后来的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现实情况，用基本的哪怕可能是歪了的错误的方法论，拿出一个符合“道”的手段，而不是照抄“术”。
刘钰给李欗讲的那个故事，是拿三的比喻。
把大气蒸腾作用，比作税收。
国家政权，要代天行雨。
让雨，降到需要的地方，而不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最终蒸腾和降雨循环崩溃。
这一点，李欗是认可的。
而下一个，说靠投资移民，再从垦殖上征税得利反哺移民迁徙的说法，这就又是个“刻舟求剑”、“东施效颦”的问题了。
显然，李欗一听就觉察出了问题，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套只能假定在中原河南江汉等地，还有几十亿亩未开垦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是说得通的。
而大顺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垦殖的几十亿亩土地，在扶桑和南大洋。
于是，这一套以垦殖增值的思路，并不适用于大顺。
而只能反过来。
并不把垦殖作为一种可以自循环增值的方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工商业的“边角料”。
很多理论要结合实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把“道”，搞成本本化的照抄的“术”。
哪怕说这圣西门主义、波拿巴主义，本身是有问题的。但即便是这些有问题的玩意儿，也不需要结合现实，中国化。
取其核，而不摹其皮。
大顺的问题，最怕的就是刻舟求剑和东施效颦。
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必须要明白，圈地运动的三大利、三小利
三大利排他性土地所有权的确定、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被剥离了生产资料的人口、农业革命的粮食增产又是工商业发展的基础。
三小利方便征税、在呢绒大战中保障了原材料充足、资本在乡绅那开始积累从而方便投资国债和工商业。
于此时的大顺，这三大利、三小利，全都屁用没有。
排他性所有权早在唐末之后就已定下、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人口压根不缺以至于卷到了短工一天就要几斤棒子面的程度、华北两年三熟制的普及让大顺的亩产为此时世界之冠。剩下那三小利，更不用提。
除非到了，大顺的发展已经到了下下下一轮工业革命，亩产又得到了极大提升、机械化水平到位，关键是若没有个亿七八亿的工业人口，根本不可能完成进一步发展的程度，才可以考虑这一套东西。
又比如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崩溃。
也必须要清楚，法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半死不活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尔贝尔留下的本土工业替代政策，使得法国东印度公司“在买办这条路上，被本土处处掣肘。”
多进口了几件漆器影响本国细木匠，财政大臣就找谈话；多进口了三件棉布，国务大臣就出政策对穿棉布的罚款。这要是还不半死不活，那真是没天理了。
而正因如此，杜普莱克斯才想到了在印度收土地税的方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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