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大顺就不可能只盯着锡兰的肉桂和宝石，毕竟肉桂和宝石虽然值钱，但大顺皇帝是天朝皇帝问他更喜欢商业利润还是更喜欢去印度收土地税
肯定还是土地税让皇帝更喜欢，这是一种惯性。
一个和黄河、长江、淮河搏斗了几千年的民族，来到锡兰这种需要和季风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国度，当真是如鱼得水。
此时没有国家比大顺更懂治水，更懂什么叫灌溉农业，什么叫水利工程、什么叫小农经济的水稻农业。
如果把锡兰做明末时候的沈阳，对天朝而言，这种边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
自然是屯垦。
修水利、复灌溉、分小农、积累粮食，几乎是一气呵成、毫无滞涩。
让大顺的科举官员去管如安汶、班达之类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已然融入世界市场”的地方，他们还真未必管的明白。
他们确实管不明白，因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农经济，经济完全围绕着“卖香料、买粮食”的纯粹商品交易进行。
但锡兰就大为不同。
就算是大顺的科举官员，来锡兰当官，也一样可以玩得转。
因为要干的，就是大顺地方官的日常治水、发劳役修河、组织劳力、征税、修水利。
而当地的百姓，也和班达、安汶、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样。
这里的百姓对治水、发劳役修水利之类的事，也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几千年的习惯。
说的难听点，就大顺官员的平均水平，既管不明白更先进一点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体经济。
既头疼于类似于苏州府那样的织工齐行叫歇的未来，也头疼于土司贵族在本地拥有奴隶和绝对权力的过去。
但对管灌溉农业水利支撑的小农经济体系，有特别的心得。
官员对锡兰的百姓和旧制度，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锡兰的最高种姓叫“高维加摩”，理论上这是最高种姓，包括王族之都是这个种姓的，而这个种姓的最大特权，是种地，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
剩下的，打渔的卡拉瓦种姓，只能打渔，不能种地，世代不易；搓肉桂的萨拉加马种姓，只能搓肉桂，不能种地打渔，世代不易。
号称最高种姓的“高维加摩”，天下以农为上，是以为最高，高于工、商诸业。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穷的租地主的地、富的田连阡陌、最高级的统治阶层理论上也算在这个种姓之内、最穷困的佃户也在这个种姓之内。
锡兰的佛教没有太多印度那边的奇葩故事，虽然也说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类的话，但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欢辩论，辩论的时候却又基本上保持着“不语乱力怪神”的风格，且也非常喜欢玄之又玄的扯犊子。
虽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但毕竟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一个以灌溉农业、小农经济、水利集权政府为经济基础的族群。
这些经济基础决定了，大顺对统治这里，非常适应。
就像是大顺内部向来觉得，军改和海军证明了对付这种沿海细长国家有奇效之后，将来郡县化越南北部和朝鲜，会水到渠成，至少统治起来比在西域习惯多了。
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大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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