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果兴阿的帮手，只有北满州站在了大清的身旁，才足以威慑法国人。果兴阿素来是尊奉朝廷的，而且他也早就放了话，不准许任何国家以武力侵略大清，曾国藩相信果兴阿还是会卖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两日后朝廷又下一旨，命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曾国藩也明白，如果自己对法国妥协，朝野舆论绝对饶不了他，自己的一世清名怕是要毁于一旦。可是他不能不舍弃自己的清名，大清正处于发展的时机，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开战的，他必须从大局出发，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
怀着种种不祥的预感，直隶总督曾国藩一路颠簸由保定到达了天津，还没进城就被数百乡绅、百姓拦了驾。百姓们跪倒轿前呈禀，声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崇厚遇事偏袒洋人造成的，要求明断天津教案。曾国藩心情更加灰暗，他这次不仅要得罪读书人，怕是连百姓的民望也要失掉了，只能下轿草草安慰一番，然后便洒泪离去。
法国方面也在继续施加压力，曾国藩刚进天津城，法国公使罗淑亚和主教樊国樑也到达了天津。直接到三口通商衙门与曾国藩、崇厚见面，罗淑亚口气强硬地提出四项条件：赔修教堂、礼葬领事、惩办官吏、查拿“凶手”。过了三天，罗淑亚又照会曾国藩，威胁曾国藩如不将张光藻、刘杰及天津提督陈国瑞处死抵命，法国水师提督将带兵船到天津，彻底将天津城夷为平地。崇厚还到租界拜会了罗淑亚和法国新任驻津领事德微利亚，要求通融一下，饶过张光藻等人，而罗淑亚一点面子也不给。新任天津知府马绳武，带绅民代表去找罗淑亚求情，罗淑亚也是面沉似水，不予理睬。
曾国藩只能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国藩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当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厚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亲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国藩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国藩就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道：“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朝中清流果然全都开始狂喷曾国藩，大恨他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也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本来老乡们视为与有荣焉的物件，现在也悉数被击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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