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罪是苍白无力的。
这种厉害关系冠兰、钟大鹏、英花是知道的。当事人证人不来，不翻供怎么帮忙？
冠兰急了，因为冠兰答应徐琳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她一把；钟大鹏急了，因为钟大鹏的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想不到英花也急了，因为徐琳通过英花的老公关系找上了英花的家门。
英花的老公在阳明区当社保局局长。说来无巧不成书，她老公最早是区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科员，从科员到副局长到社保局局长，是徐琳一手扶他上马的。竞争副局长的岗位时，夫妻俩还专门拜见徐琳，请徐琳局长出手相助，提携之恩，永记在心。在徐琳的运作下，英花老公如愿以偿当上副局长。不久，社保局局长因违纪挪用公款免职，区委初定由区纪委副书记暂时主持社保局工作，征求意见时，徐琳此时是分管副区长了，力荐英花老公，说社保工作不比其他行政工作，一定要熟习相关业务的人来领导，英花老公不仅清正廉洁，而且业务精熟。就这样，区里给了英花老公独当一面工作的机会。果然，英花老公不负众望，工作出色，不久任命为社保局局长。官场上谁都清楚，副局长与社保局局长无论权力重用不可同等而语。英花夫妇为此感激涕零。
当徐琳来到了英花家，不等徐琳把话说完，英花就答应尽自已的能量一定帮她一把，同时告诉徐琳，法院审理时涉案当事人证人当庭的言证，相当重要，尤其是受贿之类的案子，如果当事人证人当庭翻供，法院一般都采用这样的证据。话说得这么明了，而且与辩护律师说得一样，证人到庭的是何等的重要,徐琳死死的揪着证人不放。
庭前会议，当钟大鹏说庭审将提供新的证据并提出相关的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英花没反对，表示同意。会议后在没人的场合，她对冠兰说：“冠姐，杨阿伟的第一夫人徐琳蛮会做人的，我老公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唉，我不知道怎么办好？”
冠兰笑了一下回答：“哦，我知道了，谁叫我们是姐妹呢？”下面的话还要说下去吗？
中国的人情世故太复杂，找熟人办事似乎是一种惯例，这种惯例的演绎，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温床。在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不管是谁工作之余上法官的家门，或者请法官到酒楼茶楼一坐，谈案子方面的事请求帮忙都涉嫌行贿或者类似我国妨碍司法公正罪。再说法制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人愿意出面为案子上的说情，如果请之，人家会感到奇怪，反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不感到这是犯法或者说不感这是耻辱吗？而我国反过来了，你怎么这种蠢，不去找人说情？而被请出面的人为之说情的也乐此不彼。这种现象司空见惯，成常生态了。这既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法制的观念。
像冠兰、英花面对的这种情况，按有关的规定是绝对不能在家里与来求情的人见面的。但是她们拒绝得了吗？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与国情。
这还算好的，冠兰、英花仅从情字和面子的角度出发，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伸手相助。倘若贪婪，昧着良心，打着哈哈，不说受收大钱吗，弄两个小钱花花不也是小菜一碟！
殷企业总算出来了，与徐琳和民警阿姨一起来的。
辩护人钟大鹏得到冠兰的允许下，来回问殷企业和杨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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