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就会变得特别的雷厉风行，立即开始展开对于那种坏的理论的反对行动。
消极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帝国主义这一套的坏处，至少要等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才能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从后世的现实来说，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里，不觉得帝国主义有什么坏处，幻想自己能够从利益既得集团手中分享帝国主义红利的人，在中国还占着不小的比例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王书辉觉得，既然再怎么搞思想教育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更能让人获得智慧，那么他能够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尽一切可能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这个组织，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掌柜的。让复兴党政府和复兴党本身，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为“中华帝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即全体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廉洁有为的大掌柜的。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王书辉在华北地区调研的时候，对复兴党中央发出指示。他要求复兴党中央要在政府的舆论宣传中，严格审查其中有没有欺骗和蒙蔽人民，进行愚民主义宣传的内容。
复兴党政府还没有开始堕落成为一个蒙蔽人民群众，大搞愚民宣传，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反动政权。反正不管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就现在来说，复兴党政府对于主要从事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民族资本家们还是一种监督和审查的态度。
至少为资本家的投资失败买单这种事情，还没有在复兴党中国出现呢。
屁股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复兴党表现的仍旧是比较清醒的。当然也不能排除党内个别人已经产生了某种不太健康的倾向了的情况。
复兴党在革命之初就非常坚定的，没有任何容忍的，把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在人民群众身上的枷锁非常彻底的砸得粉碎。具体的表现就在于，地主阶级在革命中没有得到任何的仁慈，他们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被复兴党非常果断的毁灭了。
从后世人的角度上讲，复兴党在王书辉的领导下对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具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文人们的处理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了。
但现实则是，正是因为复兴党在王书辉领导下对封建主义的这种矫枉过正不留死角，才会让中国人民的利益意识空前的爆发出来。
复兴党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方面，在对倭国的问题上结出了成果。
因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意识的爆发，人民民主制度在复兴党建立的工厂、农场等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的体现非常的明显。
人民群众可能对于通过人民民主制度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的仍然不怎么积极仍然不怎么进步。可是在复兴党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里，人民代表们对于工厂和农场的利润盯的可是要多紧有多紧。
因为全民所有制制度，因为工人们的工资和分红与企业的盈利紧密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工人们对于国家从工业企业的盈利中拿走一部分用于投资再生产没有什么看法。但是对于扩大企业盈利，把用来给大家瓜分的蛋糕做的更大，他们可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支持的。
到1637年、1638年左右的时候，在复兴党中国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切企业里，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是党委不假，可是党委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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