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历史，很少看到西欧也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比如英国也有共产党，只不过永远是在野党，冷战时期甚至受到压迫。霍布斯鲍姆是一名坚贞的共产党员，这个身份令他遭受到一种较为温和的英式迫害，教职生涯难以一帆风顺。

    冷战时期的西方共产党不仅遭受资本主义阵营的压迫，还饱受社会主义阵营的刺激，比如匈牙利十月事件87、“布拉格之春”88等。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考验是1956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89，因为以前骂斯大林的人多是党外人士，现在则变成了党内斗争。此事发生后，许多西方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身为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如今已经崩解。苏联以及绝大多数依照其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亦即曾为我们带来鼓舞的1917年‘十月革命’之产物——都已经彻底崩溃，只留下一片物质上与道德上的废墟。现在很明显即可看出，那个事业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尽管共产主义沧海桑田，霍布斯鲍姆却始终没有放弃信仰。共产党的魅力在哪儿？他认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功秘诀，并不在于梦想自己将站在街头障碍物后面进行抗争，甚至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可用两个用语加以总结：‘决策必须贯彻执行’以及‘党的纪律高于一切’。共产党吸引人之处，在于它能够完成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党内的生活则可说是极尽反对修辞文采之能事。这或许协助创造了那种乏味至极、简直令人厌烦的文化，而当它由党的出版品刊登出来时，就成为晦涩不堪、令人难以卒读的‘报告’，而各国共产党便从苏联的实际做法当中把‘报告’接收了过来。”

    在共产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前，共产党员无从期待获得任何奖励。职业革命家的命运可能是入狱、流放或者死亡，所以不讲求浪漫主义，不崇尚个人恐怖主义，强调要有冷酷的纪律和决心。正如布莱希特90在《致后生晚辈们》一诗中所言：“我进食于战役之间，在谋杀者当中席地而眠。”共产党的政治术语弥漫着“刚毅”的味道，诸如“绝不妥协”“不屈不挠”“硬如钢铁”“坚如磐石”。霍布斯鲍姆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本质，就是以刚毅——甚至冷酷无情——的态度，于革命之前、之际与之后做出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是因应时代状况而必须出现的反应。”

    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念书时，周围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然而学校非常宽容，允许他们自由活动。1941年，剑桥大学遭一枚炸弹袭击，一名女共产党员被一根倒下来的梁柱压得动弹不得。眼看就要被炸弹引发的大火烧死时，她高声喊道：“我们的党万岁！斯大林万岁……斯大林万岁！”后来她被救出，双腿自膝盖以下截肢。

    霍布斯鲍姆回忆说：“在那个年代，若一位党员把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献给共产党、斯大林或同志们，我们都不会对此感到诧异。（当时外国共产党员对斯大林的一致观点都发自肺腑、未受强迫、因信息有限而无瑕疵。其真诚的程度，与我们大多数人1953年获悉斯大林死讯后的心中哀思不分轩轾。而在他生前，没有任何苏联公民愿意——或胆敢——把他昵称为‘乔大叔’91，或像意大利人那般称之为‘大胡子’。）党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为党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得到的回馈，则是从党那边确认自己已经胜利在望，并且感受到同志情谊。”

    有趣的是，身为资深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共产党本不应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共产主义不同于那些在19世纪末叶成形、大多也受到卡尔·马克思理论启发与鼓舞的工人阶级政党，本来并未被设计成一种群众运动；共产主义后来之所以变成了群众运动，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就这一点来说，那违反了——而且确确实实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传统的立场是期待每一位自视为‘工人’的人，都要认同各个本质上属于工人的政党，而它们的本质通常已经用党名（‘工党’）清楚标示出来。”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比同时代的人更了解社会主义阵营的弊端。1980年代，他看到一个历史时代接近尾声：“昔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物就仿佛一只搁浅岸边的鲸鱼，眼睁睁望着海水退潮。”在“鲸鱼”大限来临之前，一位东德剧作家在剧本《圆桌武士》92中写道：兰斯洛特武士说，外面的人们已经不想知道关于圣杯和圆桌的事情，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梦想。对人民而言，圆桌武士只是一帮笨蛋、白痴和罪犯。亚瑟王则说，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坚持寻觅圣杯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寻找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这或许就是霍布斯鲍姆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理由。

    （主讲梁文道）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1917—2012），英国历史学家。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在维也纳和柏林长大，1933年定居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荣誉教授，1978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著有《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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