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家》的中文本和原文本，他都读过多遍，也因此而欣赏俄罗斯奇特的爱情观。这种对爱情的浪漫幻想，在他当了社长秘书后，有过一段和社里的一位胡姓女士的恋情。
许戈辉：虽说是初恋，但是我刚才听您一讲，觉得好像在男女方面，您已经蛮有理论经验了嘛。
沈昌文：那当然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更有经验的地方。上海当年出版了一些小说，是讲唐诗的，它把每一首唐诗都做性的解释。最早是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唐诗的。唐诗里边说一个山，它给你的解释就不是山，而是指女士身上的某一个部分。这是上海的恶劣，我首先受到的是低级的教育。现在我不得不老实交代，我不像个高雅的知识分子，我是从非常低俗的那个地方出来的。
许戈辉：在您初恋的年代，您头脑里的这些花花思想，会不会把初恋的对象吓一大跳？
沈昌文：没有。因为我要说实话，我是要向上爬的，我不甘心，我要求进步。而那位小姐呢，学艺术的，她不主张求进步。到了1957年，我们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我当年其实是跟右派沆瀣一气的，可是等到反右斗争来了，我立刻要改变了，我要去斗争右派了，她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记得非常清楚，她跟我用爱情的语言讲了一句话，她说，“当我看到你在批判右派时候的发言，我觉得你丑陋极了”。两个人不大一致，可是倒没分手，还是很好。可是她越来越不能适应那个现实了，以至于得了病，以至于1959年死了，就是这样。
许戈辉：那你自己回过头来去看自己在反右时候的所作所为，你自己觉得自己丑陋极了吗？
沈昌文：是相当丑陋，因为，总之是适应潮流，改变自己的主张，那当然不应该了。
许戈辉：那种改变是很积极主动的，还是违心的呢？
沈昌文：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可是违心占了很大的成分。
许戈辉：那违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保存自我？
沈昌文：为了生存，这以后我经历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多，越来越发现这个问题，当然，我想出一些办法来适应。不是说人生需要一种解释吗，我不断地解释，当然从解释中，我也取得了某种安慰，可是毕竟还是一个很大的苦恼。
许戈辉：我想知道你在这些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又是怎么样去解释自己的。因为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往往为了保全自我，有可能就要伤害到别人，在这两者当中，你怎么去解释的，怎么去找这种权宜之计？
沈昌文：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当秘书就要揭发走资派，而这个走资派还是过去提拔你的，这个时候心里的矛盾当然非常尖锐。比如说，我不是当了领导的秘书嘛，领导中间有一个副手陈原先生，他是语言学家，跟我非常好，我们非常谈得来，他很注意提拔我、关心我等等。那么我也揭发他，我说他居然在家里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要我多读书，这是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用当时的语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我们的知识青年，这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于是这一张大字报出去，又好像勉强把我的立场站稳了。就是这样的违心活动，在我们当年是非做不可的，而我还做了不少，这是我抱憾的地方。当然这样我就生存下来了，这是那个年代没办法的事情。但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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