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节的、投降的、逃兵之类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被裹挟进去的，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参与，违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许戈辉：听您这样说，我基本上可以摸到《蛙》这部作品您是持怎样的一种心态在写作。
莫言：说到《蛙》，说到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能把这些完全归罪于像姑姑这样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的罪就归到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我本人也有责任，罪过。现在到了晚年，想起来就感觉自己很卑鄙。我就想如果时光倒回一次，那我算了，我还是生了这个孩子。但说是这么说，如果再走一次的话，我能不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呢？还是个未知数，很难确定。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干净。被罪恶纠缠的灵魂，是不是也永远得不到解脱。
——《蛙》
许戈辉：您刚才说您从自己本身这个角度来考虑，是特别不赞同计划生育政策的。那另外的方面呢？
莫言：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中国在30年前制定了这个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说过，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首先也是人，他们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也是父亲，他们扮演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扮演过的角色。因此我们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他们都有，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这种中国式颐养天年的美好图景他们也在憧憬。所以我想当时之所以制定这种政策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人口增长幅度太快了，那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教育、就业、医疗的巨大社会问题。因此从国家的利益上来讲我觉得强行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
许戈辉：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我们还能想出比这种方式更好的其他的解决途径吗？
莫言：我觉得在西方这个可以不去想，西方一直在鼓励、刺激生育，他们人口增长不上去甚至是负增长，而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如果你要想放缓人口增长速度，必须实行这个政策。而且要真正地落到实处，那确实也需要千千万万的像我在小说里面描写的，像姑姑这样的一些人。忠心耿耿地，像打仗一样地来执行、落实这个政策，否则的话不可能有成效。
新作《蛙》问世之后，除了计划生育这个主题引发关注之外，莫言还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小说中，主人公蝌蚪以文学爱好者的姿态向一位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讲述了姑姑的传奇经历，于是有人猜测，故事中的杉谷义人就是莫言生活中的日本挚友——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更有人据此提出尖锐批判，说这个是莫言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策略。
许戈辉：我看到过大江健三郎先生说：“莫言是中国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莫言：这就是一个玩笑的话，大家都不要当真。
许戈辉：我觉得他是您比较钦佩的一位作家。您应该不可能把他的话当成一个玩笑来听。
莫言：尽管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但他毕竟也是个读者。
许戈辉：那我想听听您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一方面是诺贝尔文学奖在您心目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就是莫言这个作家在您的评价中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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